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的第五战区指挥部，地图上大片区域已经被日军占领。李宗仁环视在场将领，问谁愿意进入大别山，留下来组织敌后抗战。屋里一阵沉默，廖磊抬起头，只说了一句：“我去吧。”
这句话听着简单，分量却不轻。武汉失守后，日军沿长江和铁路推进，安徽、河南、湖北交界的大别山，既是战略屏障，也是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险地。留在那里，意味着远离后方，随时可能被包围，军队补给、地方政权和民众动员，都得从头做起。
廖磊并不是临时被推上前线的文官。早年他毕业于保定军校，进入湘军系统，曾在唐生智部下任职。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他带兵作战果断，敢于硬碰硬，军中因此有“廖猛子”的称呼。那是一个凭战功说话的年代，能在乱军中站稳脚跟，靠的不是漂亮话。
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桂系处境艰难，白崇禧一度面临被追捕的危险。廖磊当时掌握部队，却没有选择回到旧日湘军关系网中，而是设法护送白崇禧离开险境。事情过后，他失去原有职务，还在香港滞留了一段时间。
这次选择改变了他的军旅道路。1930年，廖磊重新得到桂系重用，出任第七军军长。第七军是桂系的重要武力，部队训练和作风都很有特点。廖磊在柳州驻防多年，除了整顿军务，也注意到军队不能只关在营房里，地方社会必须有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柳州距离东北战场很远，不少民众仍觉得战争尚未逼近。廖磊却组织地方各界开会，推动宣传、募捐和妇女救亡活动。他的夫人胡慧也参与其中。有人觉得这些事不如练兵直接，但廖磊清楚，抗战拼的不只是枪炮，还有社会能不能撑住。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廖磊率部参加作战。桂军装备并不占优，却在陈家行、蕴藻浜一带反复争夺阵地。日军炮火猛烈，部队伤亡很大，白崇禧曾担忧桂军兵力损耗过重。廖磊没有把作战看成一次普通的地方争胜，而是把它当作全国抗战必须承担的代价。
真正让他名声大振的，是武汉失守后的大别山部署。廖磊率部进入安徽，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省会设在立煌县。这个职务看似有行政权力，实际处境十分艰苦：日军威胁在外，地方势力复杂，粮食和交通又难以保障。
他到任时没有摆出省主席的排场，而是徒步进山，生活也尽量简朴。下乡检查时，若发现地方绅士穿戴过于讲究，他常提醒对方不要脱离百姓。有人见他穿草鞋、吃粗粮，起初觉得这位将军过于“土”，但在战乱环境里，这种做派反而更容易取得信任。
廖磊在安徽推行整顿政务、训练地方武装和动员青年等措施，努力把军队、政府与民众连接起来。他重视教育和宣传，也吸收有能力的青年参与抗战工作。大别山不是一块天然安全的根据地，能否建立秩序，决定了部队能不能长期坚持。
有意思的是，廖磊早年曾参与围剿红军，政治立场与共产党存在尖锐冲突。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他却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视为现实需要。对他而言，大别山首先是抗日前线，内部争斗不能取代抵抗日军这一主要任务。
1939年秋，长期劳累使廖磊的身体状况恶化。10月23日，他在立煌因脑溢血突然病逝，年仅49岁。临终前，他牵挂的仍是大别山的防务，据记载曾叮嘱部属：“要好好打，不能让敌人进来。”
廖磊去世后，国共双方都有人致送挽联和唁电。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二级上将，这是抗战时期病故将领中极为少见的荣誉。那句“我去吧”，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个从军多年、熟悉战争代价的人，对大别山和抗战局势作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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