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死后取精制度化，约四分之一阵亡男兵已接受
- 国家出资、卫生部监管，父母申请占77%，法院仍管使用
- 以色列将生育上升为国家事务，强调犹太血脉延续与征兵
- 专家质疑死者同意基础，许多士兵反对父母死后使用精子
- 这项政策被批为把哀悼导向私域，掩盖反战公共抗议
死后取精已成为国家政策。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约有四分之一的阵亡男性士兵接受了这一程序。这种做法不仅为悲痛中的家庭提供情感寄托，也在延续战争的阴影。
今年早些时候，尼察·什穆埃利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则关于她已故儿子的特别请求。她写道：“我，巴雷尔的母亲，正在寻找一位愿意用巴雷尔的精子怀孕生子的女性，一个愿意拥有温暖、有爱的家庭的女性。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是那个合适的人，请私下联系我。”
巴雷尔是以色列边境警察便衣部队的一名21岁狙击手。2021年8月21日，他在加沙城以东隔离围栏附近的一场抗议中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击中。那场示威纪念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事件52周年，同时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吸引了数百人参与。
视频显示，一名巴勒斯坦男子跑向巴雷尔和其他狙击手所在的混凝土墙，从腰间掏出手枪，隔着墙上的孔洞近距离连开三枪。巴雷尔头部中弹，经过多次手术抢救后，于9天后去世。当天，还有4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伤，其中32岁的奥萨马·哈立德·伊代杰和12岁的奥马尔·哈桑·阿布·尼勒最终伤重不治。
巴雷尔去世后，他的母亲获法院批准，从贝尔谢巴的索罗卡医疗中心提取并冷冻保存了他的精子。这种技术允许在男子去世后，医生在死亡后数小时内切开死者睾丸提取组织，再由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寻找存活的精子细胞并冷冻，以供体外受精使用。
2022年，什穆埃利在以色列议会作证时透露，有1400名女性联系她，希望为巴雷尔生孩子。直到4年后，她才获准使用巴雷尔的冷冻精子生育。去年，特拉维夫一家家庭法院批准了她的请求。
这一结果不仅是多年诉讼的产物，也反映出10月7日袭击及随后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如何改变了当地的医疗和法律环境。
在2023年10月之前，死后取精在以色列仍属少见且存有伦理争议，每年仅有少量申请。但在10月7日之后，这一做法迅速制度化、常态化，成为全国性现象。
袭击发生后不久，卫生部和司法部在多项紧急措施中批准了一项临时规定，允许在战争中死亡的以色列人的父母，无需法院批准即可授权提取精子。
死后取精必须在死亡72小时内完成，才有较高成功率。因此，当军方通知家属噩耗时，军官会主动提出这一程序。父母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并付诸行动。以色列社会学家、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教授雅埃尔·哈希洛尼-多列夫形容这种新的操作逻辑是：“先取出来，法律问题以后再说。”
如今，这一程序由国家出资，并由卫生部监管，在以色列4家主要医院实施，精子也在那里冷冻和储存。拉宾医疗中心精子库主任埃兰·奥特曼医生表示，截至今年年初，约有250名以色列士兵和安全人员接受了死后取精程序，占10月7日以来所有阵亡男性士兵的四分之一。
奥特曼在1月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这套体系适应得非常快。“军方现在非常高效，能把遗体送到我们这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在死亡后几个小时内接收到遗体。”
随着死后取精的迅速扩张，一个新词也进入了以色列公共讨论：“拯救精子”。里雄莱锡安管理学院法学学者兹维·特里格解释说：“这个说法反映出一种重新定义：士兵的精子被视为必须被‘拯救’的东西，从而被放进了一个类似于人命或国家资产的道德框架中。”
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家庭最终会使用已冷冻保存的精子生育孩子，因为这一步仍需法院批准。包括尼察·什穆埃利在内的一批失独父母，多年来一直在议会推动一项法案，希望允许那些没有正式伴侣关系的阵亡士兵的父母，使用提取出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但该法案至今未获通过。
在以色列对该地区巴勒斯坦妇女和婴儿实施产科暴力的背景下，死后取精作为国家政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量：它是国家不惜一切手段推进犹太人生物延续工程的一部分，甚至延伸到死亡之后；与此同时，另一条并行的路径，则是通过种族灭绝式努力抹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死后取精也清楚显示出，以色列政府如何利用悲痛来维持长期冲突。哈希洛尼-多列夫说：“在以色列，死后取精被放在补偿与复仇之间的某个位置上。”
她继续说：“在以色列媒体中，这种做法通常被正面呈现，比如‘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或者‘给阵亡士兵家属带来希望’。但与此同时，在10月7日之后议会关于死后取精规定的讨论中，允许使用这些精子的程序，也被表述为‘复仇’或‘复生’。”
特拉维夫大学法学与性别研究教授达芙娜·哈克认为，推动死后取精有明确的政治利益。“这又是一种制造减压阀的方式，把哀悼导向私人叙事，而不是转化为反对把孩子送上战场的公共抗议。”
将生育主义作为国家政策
死后取精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洛杉矶一名泌尿科医生首次在一名死于车祸的年轻男子身上成功实施了这一程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医院开始根据个案进行提取，通常是应伴侣请求。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立法规范这一做法，这类申请往往直接提交给家庭法院或地区法院。
2003年，以色列总检察长发布了首份有关死后取精的指导意见，但并未上升为法律。该意见只涉及幸存的女性伴侣，允许她们即便没有死者书面指示，也可基于其“推定意愿”使用已故伴侣的精子生育孩子。
涉及父母的早期高知名度案例之一，是2002年在加沙阵亡的以色列士兵凯万·科恩。儿子死后，他的母亲打了一场漫长的官司，希望用儿子的精子生育一个孙辈。11年后，这个孩子出生。此案成为以色列最早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的死后生育争议之一，也为后来其他失独家庭所依赖的法律基础铺了路。
如今，以色列在死后取精问题上的态度，是全球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法国、摩洛哥、瑞典、德国、瑞士、斯洛文尼亚、丹麦和匈牙利等国已全面禁止这一做法。比利时和美国等其他国家通常要求，在伴侣申请使用精子前，死者必须有书面或可推定的同意，并需法院批准。
一些允许这一做法的国家，还要求在使用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前设置等待期。耶路撒冷范里尔研究所所长、密涅瓦临终跨学科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沙伊·拉维解释说，其理由在于，刚经历重大丧失的伴侣，可能“并不处于作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最佳状态”。
但以色列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死后取精已经如此直接地与国家政策交织在一起。政府不仅为这一程序买单，有时还会主动加以推广。
10月7日之后一个月，外交部发布了一段煽情动画视频，讲述沙伊莉·阿塔里的故事。她的丈夫在袭击中为保卫所在集体农庄而丧生，等到可以提取精子时，已经太晚。如今，政府网站上仍可下载申请并说明这一程序的表格。
哈克对《+972杂志》说：“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生育的国家。在以色列社会，不生孩子是不被接受的。国家生存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10月7日后实施的紧急政策更进一步，把申请提取精子的权利，从幸存伴侣扩大到死者父母。如今，父母提出的申请占全部申请的77%。没有其他国家赋予父母这样的角色。这一政策甚至与以色列既有法律先例相冲突：2016年的一项法院裁决曾认定，父母在是否提取精子的决定中不具备法律地位。
这项紧急措施此后月复一月地延长，但鉴于部分拉比权威的反对，它最终是否会被正式写入规章，仍不明确。
哈克解释说：“在以色列文化中，做祖父母非常重要。这里的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和部族，也推崇犹太人的延续。由于我们的平均寿命比过去更长，如今一个人可以有30年的祖父母角色。儿子死后，这种体验从父母身上被夺走了。所以，对这些父母来说，让死去的儿子还能成为父亲，成了一种安慰。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在公共场合追问，这样的死亡究竟是为了什么，也不会为结束这些残酷而不公的永久战争而斗争。”
不过，尽管以色列公众普遍在情感和政治上支持失去亲人的家庭，允许提取和冷冻精子，并不等于允许使用。以色列法院仍须批准用这些精子生育孩子，通常要求伴侣或父母证明，死者生前有过想要孩子的意愿。提取程序由国家出资，但后续法律程序的费用必须由家庭自行承担。
哈克说：“以色列的哀悼文化给法官施加了巨大压力，他们无法公开反对。这不应该逐案交给家庭法院处理，应该像其他国家那样有明确规制。”
在这些情绪高度紧张的法律争斗中，已故士兵的母亲往往站在最前面，媒体宣传也常围绕她们展开。2023年12月，沙龙·艾森科特的儿子马奥尔在汗尤尼斯阵亡。此后，她申请使用儿子的精子，与由她挑选的一名女性生育一个孙辈。去年7月，在埃拉特一家家庭法院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后，她成为10月7日之后首位获得此类批准的阵亡士兵父母。
拉维说：“然后，母亲会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完美的伴侣，这就成了一场全国性事件。”艾森科特是前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的妹妹，而后者目前正竞选以色列下一任总理。她与“鹳鸟”合作，这是一个以色列共同育儿和家庭匹配平台，由前议员米哈尔·比兰创办，目的是寻找未来的母亲。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把未来的孩子描述为对马奥尔及其牺牲的纪念。其中文字写道：“马奥尔不会在场把孩子扛在肩上，不会带他们去海边，不会陪他们踢足球，也不会听他们讲述一天的经历。但这个孩子会有母亲。这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单亲家庭。在这里，马奥尔鲜活而有力的记忆，会由他的朋友和亲人讲述；一个充满爱、满怀期待的家庭，正在等待这个孩子到来。”
咨询量之大，以至于“鹳鸟”不得不安排3名电话接线员，专门应对和管理那些有意成为马奥尔孩子母亲的申请者。
“生来就是士兵”
全球范围内，生育率都在下降。但犹太裔以色列人的平均生育率为每名女性3.1个孩子，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的。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来自超正统派和宗教锡安主义者的大家庭，但即便是自由派和世俗的犹太裔以色列人，平均也有约2.2个孩子，明显高于经合组织1.4的平均水平。
哈希洛尼-多列夫说：“以色列的特殊之处在于，生育不仅是伴侣之间的事情，也被视为社会事务，甚至更大尺度上的国家事务。在以色列，被神圣化的不是个体生命，而是集体的延续。”
这种对集体延续的强调，长期以来都受到人口焦虑的支撑：一方面要维持犹太人口多数，另一方面又面对巴勒斯坦人同样较高的出生率。哈希洛尼-多列夫把这称为“子宫战争”。多年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领导人一直把巴勒斯坦人的高生育率描述为对国家犹太属性的战略威胁，并常在这一语境中提及二战期间数百万犹太人的死亡。
反过来，犹太人的高出生率则被庆祝为以色列的政治胜利。今年4月，以色列官方独立日仪式上，议会议长阿米尔·奥哈纳列举了一系列“以色列胜利的样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过去一年出生了177000名婴儿。”
与此同时，以色列对犹太人生育的投入，与其施加在巴勒斯坦妇女健康和生育生活上的条件形成鲜明对比。对巴勒斯坦人生育能力的战争，在加沙体现得最为明显。以色列轰炸了产科病房和生育诊所。2026年上半年，加沙流产数量已增至原来的3倍以上。持续的粮食和人道援助封锁、基本产前护理缺失以及糟糕的卫生条件，也导致当地出生率下降，今年迄今已下滑3.2%。
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强制迁移、生育诊所可及性下降，以及自2023年10月以来针对医疗设施的数百起袭击，同样扰乱了生殖保健。就在几周前，一名怀孕的巴勒斯坦妇女在前往纳布卢斯一家医院途中，因以军士兵拦下救护车，产下一名死胎，自己也因随后大出血险些丧命。在检查站，士兵命令司机关闭发动机，切断了救护车医疗设备的电源。
支撑犹太裔以色列人生育率的一大支柱，是一套极其慷慨的辅助生殖补贴制度。以色列人均体外受精手术数量高于世界任何国家，也以生育旅游为傲，这反映出围绕辅助生殖已经形成的一整套经济基础设施。
哈克说：“代孕合法，冻卵部分有补贴，45岁以下、不论婚姻状况如何，每名女性通过国家卫生系统都可获得最多两个孩子的体外受精资助。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是这样。”
但与此同时，公共卫生系统长期资金不足，政府也长期忽视这一体系，更不用说妇科护理方面的其他限制。哈克说：“女性承受着很大的生育压力。我们没有自由堕胎，女性必须经过一个宗教委员会批准，才能获得授权。”
当然，以色列极端生育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国家对犹太儿童最终福祉的兴趣其实并不大。这些孩子一成年就会被征兵，随后被送上可能丧命的战场。哈希洛尼-多列夫说：“以色列看待孩子的方式，是把他们视为集体的一部分，生来就是士兵。”
在这种逻辑下，死后取精是一种补偿，是对军事化公民身份内在风险的一种回应。哈希洛尼-多列夫说：“我们不能保证你活着回来，但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延续。”
死者是否同意
在以色列，几乎所有死后取精案例，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死者希望在自己去世后，自己的基因血脉仍能延续。但这种假设通常并没有得到死者本人的真实同意。拉维说：“现在法律上的推定已经反过来了：如果死者没有明确说不，法院越来越倾向于推定其同意。”
然而，哈希洛尼-多列夫和特里格的研究，对“推定意愿”原则的经验基础提出了质疑。在他们针对以色列男性士兵的研究中，大多数人都希望成为父亲，但不是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年轻男性也对父母在自己死后介入其生育问题感到反感，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多少带有某种乱伦意味。
其他研究也发现，63%的以色列男性士兵反对父母在其死后使用自己的精子，而有一半人甚至反对由伴侣使用。
一些死后取精的支持者曾试图通过建立军方精子库，或让士兵签署表格、在死亡情况下选择退出死后取精，来解决同意问题。但军方一直抵制这类提议。特里格说，军方官员认为，让18岁的士兵“去想死亡”会打击士气。
哈希洛尼-多列夫则质疑，一张表格本身是否能构成有意义的同意。“这和把18岁年轻人送上战场是同样的逻辑，”她说，“他们懂什么叫想要死后取精吗？问他们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在这里，同意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些说愿意的人，只是不想让父母伤心。”
自10月7日后紧急措施出台以来，议会内部一直在激烈讨论正式规范死后取精的立法。其中一个讨论中的提案，是让士兵提前登记自己的意愿，这也可能使精子用于体外受精时不再需要法院批准。
在失独父母的证词中，这一议题的情绪强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尼察·什穆埃利在一轮听证会上谈到儿子时，对议员们说：“如果我能把精子偷出来，为此坐牢，我会毫不犹豫地服无期徒刑。”
另一位母亲说：“你们都知道，正是因为我们的失去、因为我们孩子的鲜血，你们才能生活在这个国家。”一位父亲则对反对立法的议员怒吼：“你们去加沙拿着扩音器告诉那些士兵，如果他们死了，他们将不会有延续。”
哈希洛尼-多列夫说，这项立法“之所以没能在议会通过，是因为宗教政党阻止了它。在犹太教中，有反对亵渎尸体的律法；而死后取精某种程度上是从尸体中获得某种满足，又涉及性器官。当然，他们的孩子也不会作为士兵死去。”
拉维认为，这种僵局反映出以色列犹太人内部对死亡终局性的更深层分歧。“在自由派和宗教锡安主义中，战胜死亡和悲伤成了一项使命；而在哈雷迪传统中，则是带着悲剧感接受上帝的意志。”
在拉维看来，围绕整个争论还存在一个更深的讽刺。“死后取精的常态化，实际上解构了这里的官方叙事。这个叙事一直说，犹太人崇尚生命，巴勒斯坦人崇尚死亡和殉难。可这其实是对死者的超级神圣化——是一种与死者的结合。”
哈克也有同样的担忧。“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病态迷恋死亡的社会，用各种方式庆祝死亡，而不是庆祝生命，”她说，“我担心那些年轻的寡妇和阵亡士兵的伴侣，会受到死者家庭的压力，被要求用提取出的精子做体外受精，而不是趁自己还可以时开始新的生活。”
当孩子成为国家象征
去年6月，哈达斯·列维医生成为10月7日后首位通过死后取精生下孩子的以色列女性。她对《以色列时报》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一直还在为内塔内尔哀悼。”她提到的是自己那位于2023年12月在加沙遇难的未婚夫。“而现在，我早晨醒来时能感受到快乐了。”
随着越来越多家庭申请使用10月7日后阵亡士兵的精子，未来很可能会有更多以这种方式受孕的以色列儿童出生。但这些“半孤儿”将会怎样？他们是在一项国家生育工程中被孕育出来的，也作为“犹太延续”的象征而出生。
特里格说：“一些群体在议会辩论中担心，这些孩子会被物化，变成纪念物。”他提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精神分析文献中就一直有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替代性孩子”，即在失去另一个孩子后怀上的孩子，这类孩子可能难以建立独立于其所“替代”的兄弟姐妹之外的身份认同。
特里格说：“所以，把孩子当作纪念物的想法并不新鲜。但过去这是私人层面的；而死后取精需要技术和司法批准，也得到整个制度支持。”
如果说以色列社会几乎没有公开讨论通过死后取精出生的孩子的福祉，那么在这项国家哀悼工程中，母亲的角色也常常被忽视，被视为次于阵亡男性士兵血脉延续的存在。死后取精把男性血统置于中心，而女性——无论是寡妇、伴侣、代孕者，还是从未认识这名士兵的女性——都承担了维系这一血脉在实践、身体和情感上的负担。
哈克认为，死后取精所推动的父职观念高度父权化。“父亲身份成了一种志愿角色，目标是延续自己的基因血脉。母亲身份则是一种义务。这推翻了女性主义者几十年来倡导的一切，也伤害了母亲、孩子，甚至父亲本身。”
她还说：“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有权在自己不在场、也无法照顾未来孩子的情况下创造生命。”
目前，以色列社会在推动死后取精常态化方面，已经走得比法律和伦理框架更快。只要关于永久战争的更广泛社会共识没有被打破，社会就不太可能认真反思：死后取精究竟如何帮助维持这种军事化的现状。
特里格指出，以色列社会和国家一直没有认真面对战争的悲剧，也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对待悲伤、如何避免死亡。“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一件悲哀的事。我不是在评判这些家庭：我从未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希望永远不会。”接受《+972杂志》采访的所有专家也都强调了这一点。批评的对象是国家：制造一种“死亡并非终点”的幻觉，本身就是一种为永久战争辩护的机制。
作者：娜塔莉·罗扎内斯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Survival of the nation’: Israel’s obsession with dead soldiers’ sp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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