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回忆录中说老蒋分设徐州、华中两个“剿总”是一个大大的失策，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认为：“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及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相互协作很差。”
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也说：“徐蚌会战（蒋方对淮海战役的称呼）在统帅人选上是有问题的。原来在华东区，就有一个徐州‘剿总’作为方面统帅的。在华中区，另有华中‘剿总’，唯地区辽阔，指挥有困难，加上资格威望、指挥能力，派系地盘等关系，都产生不少矛盾。（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
分设两个互不隶属的“剿总”，让保定军校二期的刘峙和三期的白崇禧分任上将总司令，这当然是一个昏招，何应钦和顾祝同发现其中弊端后，曾设想把两个“剿总”都交给白崇禧指挥，但老蒋批准后，白崇禧却放了老蒋的鸽子，我们细看相关史料，也会发现如果白崇禧真的接受了任命，对老蒋、桂系和我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甚至可能会改变淮海战役的进程和结局——国民党方面可能会搭进去更多部队，我方能获胜，但可能会变得困难。
《李宗仁回忆录》中对老蒋的奇葩设计有过剖析：“我闻此讯息（分设两个剿总）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徐州）两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徐州剿总）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桂系一号人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之后，二号人物白崇禧如果继续当“国防部长”或一人掌控中原百万国民党军队，老蒋睡觉都闭不上眼睛，于是就有了刘峙和白崇禧分兵，又让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和宋希濂以“副总司令”身份分别“协助”，这样一来，不但中原军队分成两大块，每一块又都分成两半，刘峙和白崇禧都没有指挥全权。
这样的荒唐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现问题严重，就向老蒋建议把军队全交给白崇禧指挥，并形成正式报告，由郭汝瑰带着去北平向老蒋请示，老蒋在报告上批示了四点，其中第二点是“华中、徐州两总部所辖部队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第四点是“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郭汝瑰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老蒋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老蒋表现得很“大方”：“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老蒋点头、老白同意，可把何应钦和顾祝同乐坏了，他们于1948年10月30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白崇禧在会上拍着胸脯承诺：“以黄维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以张淦第三兵团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
当时华中“剿总”比较有战斗力的就是老蒋嫡系第十二兵团、第十四兵团（宋希濂兼司令官）和桂系绝对主力第三兵团，白崇禧居然“慷慨”地把自己的家底压上去，何应钦顾祝同自然喜出望外，但一夜之间变故陡生，郭汝瑰回忆：“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开会时，白突然变更主张，坚决不肯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并且以为第三军及第十五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十二兵团序列，而只同意以第十四、八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即是第十二兵团指挥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机动。”
通过这两天会议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白崇禧统一指挥两个“剿总”，对我军是相当不利的——黄维兵团调往徐州，老蒋已经认为“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如果张淦兵团也去了，宋希濂兵团再后续跟进，双方兵力对比就会更悬殊了。
白崇禧不但拒绝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部国民党军队，还想方设法阻止宋希濂的部队往徐州调，同时又力促已经开拔的黄维兵团“轻装速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抱怨“准备工作仓促，除将染病官兵及笨重行李辎重送武汉留守和补充一部分粮弹外，主要的人员装备俱未获调整”，也就是说黄维的部队，从出发的时候，就有粮弹不足的问题。
白崇禧之所以拒绝临危受命，可能是看出了他接过这块烫手山芋，对桂系来说绝不是好消息；其一，既然是自己指挥，那么就不能藏着掖着张淦兵团，而张淦兵团是桂系最大的王牌，这支部队万一被吃掉，桂系就会遭受致命打击；其二，万一白崇禧稳住江淮战局，倒蒋就会变得极为困难——老蒋很擅长抢功，即使白崇禧打赢了，功劳也会被老蒋抢去。
让张淦兵团受损而保住老蒋宝座，这是白崇禧决不能接受的，宋希濂对此看得十分清楚：“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还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鲁道源的云南部队及陈明仁等。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蒋介石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白崇禧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
白崇禧忽然变卦，老蒋居然没有以军令压他，更没有亲自出面做工作，就像他从来没有签署那四条命令一样，这可能是因为他也认识到了白崇禧兵权太重绝非好事。
老蒋跟白崇禧的关系之恶劣，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2年第三、四、五期连载了“上校监听员”王正元所写《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中有明确介绍：“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是因人而异，就是视其亲信与否而有所区别。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辞修、伯陵、文白、蔚文；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后面冠以职衔，直呼白副总长（抗战期间白曾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刘次长。”
不管是官场还是职场，称呼中都蕴含着大文章，如果一个父亲对儿子连姓带名喊全了，背在身后的手里可能已经掐着腰带或鸡毛掸子，聪明的儿子听到后都会撒腿就跑。
白崇禧不止一次“逼宫”，老蒋对老白的仇恨，可以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党国之癌、再嫁的寡妇、老妹子，都是老蒋给老白取的绰号，而不是刘峙或谷正文瞎编的。
对老蒋来说，他的三方面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一，如果白崇禧故意“使坏”，肯定会把老蒋的嫡系部队都填进去，等黄埔嫡系打光了，老蒋手里也就没了本钱；其二，万一白崇禧在中原打成平手或取得小胜，肯定会声望大涨，手握百万大军的白崇禧和已经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里应外合”，逼宫就更容易了；其三，白崇禧还有可能通过指挥作战，跟前线黄埔系将领建立“战斗情谊”，这不但是在挖老蒋的墙角，还是割断老蒋大动脉放血。
不知道老蒋看没看过《水浒传》，但宋江架空晁盖，确实是通过不断带兵下山打家劫舍，才在梁山建立了超越晁盖的威信。
蒋家王朝原本就有些山大王习气，而且也没有在实质上消除军阀割据，地方派系并不完全服从老蒋的命令，一旦有机会就通电要求老蒋下野，就连老蒋的鹰犬将军宋希濂，也被白崇禧忽悠得有些动摇了。
据宋希濂回忆，蒋军一败再败，白崇禧要他联络一些黄埔系将领通电，宋希濂的回答是模棱两可，起码不是完全拒绝的：“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
宋希濂把他跟白崇禧的这番谈话，通过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转告给老蒋，这无疑是很不合适的——如果宋希濂当面向老蒋汇报，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自己的态度可以说成“强烈反白”，但袁守谦怎么跟老蒋汇报，那可就不止宋希濂能控制的了。
不管怎么说，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百万兵力，对我军和蒋军、桂系都不完全是个好消息，白崇禧为何打退堂鼓，我们翻阅史料就会发现，他在拒绝奉命的前一天下午和晚上见了两人，一个是主动来到白崇禧住所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就是住在傅厚岗的李宗仁。
程思远先生在《白崇禧传》中说：“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中原大军，蒋介石误会李宗仁从中破坏，于是下令给毛人凤，制订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而由沈醉来执行。”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也证实了程思远先生的说法：“1948年11月间，我突然接到局长毛人凤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
时任华中“剿总”第三处（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覃戈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刘斐也到白崇禧的房里来，于是我就在旁边听他们的谈话。刘斐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发牢骚，他说他早就向蒋建议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了，但蒋不采纳，以致造成如此不利的形势。刘斐也许还有别的秘密要对白谈，我在旁边恐有不便，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刘斐走后，白崇禧从楼上下来对他老婆说：‘他们都打败仗，我又有什么办法？’这就充分表明了白崇禧也是没有一点胜利信心的。”
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两个“剿总”作战，宋希濂也不想趟徐州浑水，老蒋和顾祝同、何应钦的企图变成了泡影，最有意思的是白崇禧不辞而别回到武汉，那些力主授予白崇禧更大兵权的人并没有再次向蒋进言，老蒋也当此事没有发生过，只是在电报和电话中从白崇禧要兵要将，白崇禧能拖就拖守住一个原则：老蒋嫡系可以去徐州填坑，桂系第三兵团绝不可动！
如果白崇禧被老蒋忽悠到徐州，肯定会把张淦兵团带在身边，宋希濂兼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他的第十四兵团也得参战，这样一来，对我、蒋、桂三方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白崇禧身兼两个“剿总”总司令或新建一个指挥机构，能指挥得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和黄维吗？他拒绝受命，是想看老蒋的笑话，还是知道自己去了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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