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啃老，指的是处于劳动年龄且具备谋生能力的个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依赖父母或长辈供养的社会现象。
而所谓新型啃老，则是指处于劳动年龄且具备谋生能力的个体，以技能培训、学历晋升、创业等名义向父母索取各种资源，却不愿付出实际行动的社会现象。
相较于传统啃老，新型啃老之"新"在于：以进取之名，行堕落之实。
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为啃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做到啃老有理、啃老有据。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家庭中，约有65%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养小"现象，大约30%的成年人日常生活仍然依靠父母提供的生活费维持。
这批人游走在就业与失业、求学与蹲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被戏称为"蹲族"的群体，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甚至有985高校出身的年轻人主动选择留在原生家庭里"消化人生"。近几年就业环境的波动，也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一群体在二三线城市的蔓延。
在当下，相当一部分青年人以考研、考公之名，行新型啃老之实，看似在积极备考，实则只是消极"蹲考"。
为了排除疫情因素的干扰，此处采用2019年的几组考研数据加以说明。
2019年考研初试报名人数达到290万，弃考人数大约在45万至60万之间，弃考率超过10%。弃考的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也可能是因为考点距离太远、考点附近住宿费过高等原因而放弃。
但不可否认的是，消极蹲考、临阵脱逃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再来看考研群体的具体构成，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调查显示，在2019年290万考研人中，应届生人数约为150万，占比51.77%；往届生人数约为140万，占比48.23%。
在往届生中，第二次参加考研（即"二战"）的人数约为81万，占考研总人数的28.33%；第三次参加考研及三次以上的人数约为20万，占考研总人数的6.75%。
对于第一次参加考研落榜的考生而言，很可能是因为大四期间实习和毕业论文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导致备考时间不足，落榜的主因可归结为外部因素。
若在多出一年复习时间的情况下仍然落榜，那么更多的原因就应当在考生自身寻找。
明明有充裕的时间，却不能把专业知识学懂学透，成绩不尽如人意，这极有可能是备考过程中懒散所致。
若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考研仍然落榜，却依旧执意继续备考，那必定是有着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倘若把这股执着劲用在认真备考上，又何须考到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更多次呢？
再看2019年的考研分数，可以透过考生的成绩窥见其备考的努力程度。
此处将考研英语二的成绩与高考英语成绩加以对比。在假设考生英语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考生的考研英语二分数乘以1.5的系数，大致等同于其在高考英语中所能取得的分数。
也就是说，若考生英语二成绩为80分，则其高考英语成绩约为120分。
为便于统计，此处仅对比应届生的考研英语二成绩与高考英语成绩。之所以如此选取，是因为2019年参加考研的考生中，应届生占了一半以上，用应届生的成绩数据来代表全部考生的成绩数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019年全国英语二的平均分数为52.66分，乘以系数1.5后可以得出，理论上参加2019年研究生初试的考生，在2015年高考英语中所取得的分数应为78.99分。
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在高考难度最低的北京，高考文科考生的英语平均分为105.21分，理科考生的英语平均分为115.03分，分别比考研英语二的成绩高出约25分和35分。
即便是使用全国卷一的山西省，高考英语的平均分也在83.25分，比考研英语二的成绩高出约4分。
由此可见，同一批次的学生，其在考研英语二考试中所表现出的英语水平，普遍低于其在高考英语考试中所表现出的英语水平。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考生在考研备考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至少是少于其在高考备考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
综上，通过考研弃考率、应届生与往届生的人数比例，以及考研英语二与高考英语的分数对比，可以推断出：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研备考过程中是消极的。
消极备考导致上岸失败，落榜后心有不甘，又想尝试第二次、第三次，却又不肯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最终陷入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循环。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明知考不上，也不愿真正付出努力，却仍旧坚持报考——这已不能算是备考，而只是一种消极的"蹲考"。
问题在于，这种"蹲考"背后，站着的往往是被反复透支的父母。像董阿姨那样的家庭并不少见——丈夫早逝，她独自将孩子拉扯长大，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婆，日子本就过得艰辛。
原本以为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能松一口气，谁料一句"我再准备一年考研"，就把她重新拽回了继续操劳的轨道。
她自己都感叹，从未想过所谓的"陪伴式孝顺"竟然成了晚年的噩梦——儿子二十七八岁仍窝在家里，作息颠倒，收入为零，把她微薄的退休金啃出一个又一个缺口。
于是一个略显残酷的连锁反应正在浮现：孩子迟迟无法完成经济独立，父母一辈的退休生活也随之被无限期推迟。原本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却不得不重新回到岗位——去做保洁、去看店、去开网约车、去接零工。
银发打工潮的出现，并不完全是老人们主动追求"发挥余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家中那个成年却未成人的孩子逼出来的。
年轻人以奋斗之名躺平于书桌前，年老者却以体力硬扛起下一个十年的家庭开支，代际之间的天平被彻底调换了方向。
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并不在于让年轻人放弃考研或考公，而在于分清自己究竟是在"备考"还是在"蹲考"。
真正的备考，是对自己有清晰规划、对时间有严格约束、对结果敢于承担；而蹲考，则是把父母的血汗钱当作缓冲垫，把重复报名当作逃避现实的挡箭牌。
当一次次落榜之后仍不愿反思投入与产出，仍不肯走出书房去看一看真实的就业市场，这份执着便不再是志向，而是一种慢性消耗。对于父母而言，也需要重新审视"陪伴式付出"的边界。
无条件的托底看似是爱，实则可能剥夺孩子直面社会的机会；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让父母在花甲之年重新扛起打工的重担，不如放下不切实际的执念，先迈出第一步——哪怕是一份不那么光鲜的工作，也是走出蹲姿的开始。
啃老可以有一百种借口，但退休金终有花完的一天，父母的身体也终有扛不住的一天，这才是每一个"蹲族"最该算清楚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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