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北京车站，卫立煌从专列上走下来时，迎接他的队伍里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曾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的人，为什么能够受到这样的礼遇？这件事，得从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选择说起。

卫立煌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早年投身军旅，曾在孙中山身边担任卫兵。北伐时期，他凭战功升任师长，却始终不是黄埔嫡系，性格也不善于经营关系。军中评价他“能打仗，少应酬”，这既是优点，也是他仕途上的麻烦。

真正改变卫立煌形象的，是抗战，而不是内战。

1937年10月，忻口会战爆发。卫立煌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指挥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激战。这场战役持续时间较长，伤亡极大，日军虽然最终突破防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它牵制了日军兵力，为太原守军和华北抗战争取了时间。

更值得一提的是，卫立煌在指挥国军的同时，对八路军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态度。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指挥权上，也没有因为两军番号不同而刻意制造摩擦。八路军所需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有时能够从第二战区获得补充。

有人提醒他：“八路军未必会听你的调遣。”

卫立煌回答：“各打各的仗，都是打日本人，何必争这个名义？”

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符合当时许多历史材料对他的描述：不夺权、不干预，坚持八路军独立指挥，同时认可共同抗日的大方向。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因此对他有较高评价，延安方面也多次同他保持联系。

卫立煌并不是没有政治立场。他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战派，反对在日军尚未解决时把主要力量用于内斗。1939年以后，他在河南任职期间，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往来较多，还曾接济抗日力量。这些做法在蒋介石看来，却逐渐变成了“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1年，卫立煌因主张联合抗日、减少摩擦而被调离河南，军权也受到限制。后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他一度出任司令长官，因内部意见又被撤换。远征军作战失利后，蒋介石重新启用他。1943年，卫立煌主持滇西反攻，经过松山、腾冲、龙陵等战役，中国军队逐步打通滇缅公路，收复滇西失地。

这段经历，使他在盟军和日军方面都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军方将领史迪威曾认为卫立煌是中国军队中少有的实干型将领；日军方面也称他为“支那虎将”。不过，军事声望越高，蒋介石对他的戒备也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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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卫立煌赴美国考察。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他迟迟没有回国，显然不愿主动承担同共产党作战的任务。1948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面对蒋介石要求立即出兵、增援和反攻的命令，却多次采取观望态度。

辽沈战役期间，卫立煌主张保存沈阳主力，不赞成贸然出援锦州。蒋介石坚持调兵，他则以兵力、补给和部署为由拖延。战局失败后，卫立煌被撤职并受到监视，后来被押回南京。对蒋介石而言，他是没有完成任务的败将；对共产党而言，他却是没有把东北军队推向决战、避免更大伤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包括卫立煌在内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当时身在香港，看到自己的名字后，据说曾说：“这下有办法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承认自己犯下了名单所列罪行，而是明白自己已经被蒋介石阵营彻底孤立，反倒有了同共产党接触的政治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一直担心“战犯”身份成为回大陆的障碍。其夫人韩权华曾与邓颖超相识，便通过书信转达了卫立煌希望回国的愿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明确表示欢迎。经过沟通和安排，卫立煌于1955年回到北京。

欢迎他的规格，说明中共中央并没有只看他的旧身份，而是综合考察了他在抗日战争、东北战事以及反对内战方面的实际表现。毛泽东设宴接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出席，六位元帅作陪的说法，也由此流传开来。宴席上谈的并非旧日军功，而是抗战时期的合作、东北战局以及今后如何为国家工作。

卫立煌回国后，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没有被安排到一线掌握军队，而是以资深军事家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1956年以后，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张治中在悼词中称他是“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这个评价，落在一个曾经身处国民党高层、又被列入战犯名单的人身上，恰好点出了卫立煌一生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