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侯镜如回国后与旧日战友谈起北平往事，听到了一件让他后背发凉的消息：他当年准备争取第92军起义的计划，傅作义其实早已知情，只是没有向蒋介石告发。

侯镜如沉默了很久，才问：“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对方回答：“北平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傅作义已经掌握了大概情况。”

这件事之所以令侯镜如后怕，不只是因为计划差点暴露，更因为第92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若傅作义采取强硬手段，北平城内很可能出现一场先于解放的大规模冲突。

侯镜如走上军旅道路，并非一开始就奔着做将领而去。1924年，他从河南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那个年代，广州是革命运动的重要中心，黄埔军校也不只是训练军官的地方，各种政治主张和救国思潮在那里激烈碰撞。

侯镜如原本学过教育，曾考虑做一名教师。但在黄埔期间，他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有较多接触。1926年前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周恩来没有让他立即离开国民党阵营，反而认为，留在军界更有利于保存身份，也能及时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动向。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排。

侯镜如后来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参与南昌起义准备工作。由于负伤，他未能始终随队行动，之后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偏偏这个时候，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查共产党人，他曾因涉嫌与共产党有关被捕，后来在黄埔同学出面保释下获释。

出狱以后，他只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组织。多年没有公开身份，并不意味着立场发生变化。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他都在等待重新接上关系的机会。

1947年，侯镜如通过香港方面与中共取得联系，身份得到确认。周恩来等人经过研究后，没有要求他立即公开归队，而是希望他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争取部队，以起义方式完成转变。这样做，既能减少个人风险，也能保存部队力量。

侯镜如接受了这个安排。

蒋介石后来将他调往东北，侯镜如与自己的嫡系第92军被分开。第92军留在北平一带，部队实际由黄翔等人掌握。侯镜如人在东北，无法直接下达命令，只能寻找可靠渠道传递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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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外甥李介人成为关键人物。李介人当时在第92军任职，也与中共方面有联系。侯镜如通过他转交亲笔信，说明自己愿意争取部队走和平道路，并希望黄翔认真考虑。

黄翔本来就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颇为不满。接到侯镜如的信后，他与刘儒林、张伯权等军中人员商议，逐步形成了起义意向。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人临时起念，而是部队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果：军饷供应困难，官兵厌战，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又多有猜疑，92军上下早已缺少继续拼命的动力。

然而，部队有了起义打算，并不等于能够平安实施。北平当时仍由傅作义主持防务，城内军政关系复杂，任何一支部队的异常调动，都可能引起警觉。

天津解放后，傅作义的处境迅速恶化。1949年1月，天津失守，北平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就在这个阶段，傅作义得知第92军内部存在起义倾向。对他来说，这是一道难题：可以下令清查，也可以把消息报告南京，但那样做未必能换来蒋介石的信任，反而可能把北平最后一点谈判余地也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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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现实的是，92军一旦遭到强攻，部队必然反抗，北平城内的局面将难以收拾。傅作义若想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就不能把城内能够接受改编的力量逼到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没有把这件事捅出去。他没有因此立即成为侯镜如意义上的“同路人”，但在关键时刻，至少没有选择用血腥清洗来解决问题。对侯镜如而言，这个决定保住了第92军许多官兵，也使北平和平谈判少了一层障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侯镜如当时并不在北平，后来从东北辗转到天津、上海，曾试图争取手中的部队起义，但受到汤恩伯等人的严密控制，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其后，他经香港转赴海外，原属部队一部分退往福建，最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期间，由李介人等人联络起义。

因此，1952年侯镜如回到大陆后，才真正听清北平那段隐秘经过。若傅作义当时下令搜捕，侯镜如的安排很可能暴露，第92军也未必能够保存。那句“傅作义早就知道”，让这位经历过多次生死关口的黄埔将领，也不得不感到一阵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