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柏林已经快撑不住了。
城市里到处是断墙、烟雾和被炸开的街道。
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街头那些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他们个子还没有成年人高,有些甚至还没有长出完整的胡子。
但他们背着步枪,或者扛着反坦克武器,蹲在废墟后面,等着苏军坦克出现。
他们很多人只有十五六岁。
其中有一个叫威利·费尔德海姆的少年。
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苏军一路逼近德国,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回到了一个军事训练营。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支由军队和党卫队人员组成的征募队伍。
他们需要年轻人。
不是去上课。
不是去露营。
而是去组成反坦克部队。
费尔德海姆参加了。
很快,他和其他少年被送往柏林。
他们负责守住一片小花园和木屋组成的区域。
天刚亮的时候,坦克来了。
他说,自己听见了很大的声音。
四辆苏军坦克向他们开过来,坦克上还有步兵。
几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从藏身处跳出来,开始射击。
然后,一辆坦克被击毁。
苏军士兵也倒下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
那些被击毙的苏军士兵身上,带着糖果和巧克力。
巧克力掉在了街上。
这些德国男孩冲出去抢。
战争就在旁边。
死人躺在旁边。
坦克还在燃烧。
而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却蹲在街上捡巧克力。
费尔德海姆活了下来。
很多人没有。
如果只看1945年的柏林,很容易把这些孩子想象成突然出现的小士兵。
其实不是。
他们已经被准备了很多年。
有些孩子十岁左右,就进入了德国少年队。
再大一点,进入希特勒青年团。
在那里,他们跑步、露营、参加集体运动,学习纪律,也接受政治教育。
表面上看,这和普通的青年活动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足球、体育、远足、篝火、集体生活——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邪恶。
问题在于,纳粹政权把这些活动放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里。
孩子不只是来锻炼身体的。
他们要学会服从。
要学会把集体放在个人之前。
要学会崇拜领袖。
还要学会把战争看成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
1936年12月1日,德国政府颁布《希特勒青年团法》。
法律第一条直接规定:
德国境内的德国青年,都被纳入希特勒青年团体系。
第二条更加直接——孩子除了在家庭和学校接受教育,还要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下接受身体、思想和道德教育。
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俱乐部。
它开始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这时候,一个德国男孩的成长路线,已经被设计好了。
十岁左右进入德国少年队。
十四岁左右进入希特勒青年团。
再往后,进入劳动服务或者军队。
优秀者甚至可以继续进入党卫队等纳粹组织。
希特勒自己对此毫不掩饰。
1938年,他谈到这些年轻人时说,他们从十岁开始接受组织训练,四年后进入希特勒青年团,再过四年,进入劳动服务、党、冲锋队、党卫队或者其他纳粹机构。
他甚至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
“他们一生都不会自由。”
这不是后来的人替他总结出来的。
这是纳粹政权自己对青年教育的设想。
孩子的一生,从十岁开始,就被安排进一条越来越窄的轨道。
但事情并没有一开始就这么强硬。
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1933年纳粹掌权的时候,希特勒青年团大约只有十万名成员。
到1933年底,人数已经超过两百万。
到了1937年,大约540万人。
1940年,已经达到约720万人,占符合条件青少年的八成以上。
数字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
当然有人是真心相信希特勒。
也有人喜欢那些活动。
一个孩子可能只是喜欢运动,喜欢露营,喜欢穿制服,喜欢和同龄人待在一起。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选择越来越少。
纳粹政权不断压缩其他青年组织的空间。
天主教青年组织、政治青年团体以及其他独立组织,都受到排挤、解散或者并入。
1936年的法律已经把整个德国青年纳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国家体系。
到了1939年3月,新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要求10到18岁的德国青少年加入;拒绝服从的人可能遭到刑事处罚。
这时候,“我要不要加入”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真正的选择。
有个德国犹太人叫维克多·克伦佩勒。
他是一名语言学者,也写日记。
他没有生活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却长期观察着周围的德国社会。
有一次,他记录了一个青年团成员对他说的话。
那个年轻人告诉他:
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在青年团里。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很想退出。
他甚至说,许多人对纳粹根本没有那么热情。
真正狂热的人,只是少数。
这句话很有意思。
因为它把照片里的那些整齐少年,重新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
他们穿着一样的制服。
排着一样的队伍。
一起唱歌。
一起训练。
一起敬礼。
从远处看,好像所有人都相信同一件事。
但制服下面的人,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有人相信。
有人害怕。
有人只是跟着朋友。
有人不想参加,却不敢退出。
还有人慢慢地真的相信了。
这正是纳粹青年组织最厉害、也最危险的地方。
它并不要求每一个十岁孩子第一天就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
它只需要孩子一次次参加活动。
一次次听演讲。
一次次唱歌。
一次次穿上制服。
一次次学着服从。
制服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希特勒青年团男孩穿棕色衬衫、黑色短裤,系皮带,佩戴刀具和带有纳粹标志的袖章。
他们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学生。
更像小型军人。
体育训练也越来越接近军事训练。
男孩学习射击和野外活动,参加露营。
年龄更大以后,还会接受武器训练。
纳粹想要的不是一个“知识很多”的年轻人。
希特勒曾经说得非常直白:
他希望年轻人坚硬、强悍、不怕疼痛。
至于知识,他反而担心知识会让他们变得不够服从。
这就是为什么体育、纪律、集体生活和政治灌输会被揉成一件事情。
一个孩子跑步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跑步。
他是在学习服从命令。
一个孩子参加露营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在露营。
他正在习惯集体生活。
而当他拿起武器时,前面的很多训练已经替他铺好了路。
当然,也有人不愿意配合。
德国城市里出现过一些年轻人的地下小团体。
其中最有名的是“雪绒花海盗”。
他们往往是工人阶层的年轻人,年龄大多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
他们不喜欢希特勒青年团那套整齐划一的生活。
有人拒绝参加青年团活动。
有人和青年团成员打架。
有人留长头发,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他们胸前别着雪绒花。
还有一些年轻人组成“摇摆青年”,偷偷听爵士乐和外国音乐。
在今天看来,这些事情似乎微不足道。
但在纳粹德国,连听什么音乐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
因为政权真正无法忍受的,不只是反对者。
还有“不按照它规定的方式生活的人”。
一些青年团的反抗者后来遭到逮捕、殴打,甚至被处死。
所以,拒绝穿那件制服,并不像拒绝参加一次学校活动那么简单。
时间来到1943年。
德国已经陷入战争泥潭。
前线需要越来越多的人。
这时候,希特勒青年团和战争之间最后那层薄薄的隔膜也开始消失。
年轻人被直接送往军事岗位。
到了1944年、1945年,德国已经开始把越来越年幼的孩子投入战争。
他们负责防空。
负责城市防卫。
负责挖战壕。
负责反坦克作战。
男孩们原本在营地里练习射击。
现在,真的有坦克朝他们开过来了。
于是,镜头再次回到柏林。
1945年。
那个十五岁的威利·费尔德海姆,蹲在木屋和小花园之间。
他手里已经不是训练用的武器。
而是真正的反坦克武器。
远处传来坦克的轰鸣。
周围的成年人越来越少。
他的同伴们年龄也差不多。
十五岁。
十六岁。
有些甚至更小。
他们曾经一起参加青年团活动。
一起训练。
一起接受那些关于勇敢、服从、牺牲的教育。
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教育的最后一课。
坦克来了。
有人站起来。
有人开火。
有人死了。
有人活了下来。
而街道上,散落着苏军士兵带来的巧克力。
那些孩子冲出去,把它们捡起来。
也许他们那一刻已经忘了自己是在战场上。
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本来应该对战争最陌生。
可在1945年的柏林,他却已经学会了怎样杀人。
几年前,他只是穿上了一件制服。
然后去参加了一次训练。
再后来,他参加了另一次。
最后,他站在了坦克面前。
柏林陷落以后,这条路也走到了尽头。
1945年4月,希特勒自杀。
第三帝国随之崩溃。
希特勒青年团也被彻底取缔。
那些曾经整齐排列在广场上的孩子,回到了废墟里。
有的人活着回家。
有的人永远没有回来。
而有些人,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自己少年时代究竟经历了什么。
在战争结束后的德国,一件件旧制服被脱下来。
袖章被摘掉。
照片被收起来。
有些东西被烧掉。
有些东西被保存下来。
可一个个十五岁男孩在柏林街头等待坦克的那个瞬间,再也无法被重新改写。
他门本来应该在长大。
却已经到了战争的尽头。
而街上,还有没有捡完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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