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事史上的秘密工作纪实·平津战役中的敌工部、城工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内部有一部社会部情工人员掌握的秘密电台，与华北平津情报站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畅通无阻。这部电台连续发报，把情报人员所获得的守军对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和兵力部署的调整以及津塘敌军的动态等等，化为一封封绝密电报，转呈到刘亚楼的天津战役总指挥部。”
关于情报工作的回忆文章，必然是要隐去很多关键细节的，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并进行汇总，发现指挥天津攻坚战役的刘亚楼手里，至少有八份《天津城防图》，能公开的城防图获取及传送人员主要有天津市地下党负责人王文源、开照相馆的康俊山、“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段工程处监工麦璇琨、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的张克诚、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绘图员刘铁淳，但并没有我们熟悉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和副站长余则成。
刘亚楼将军在1959年1月天津解放十周年之际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了表扬：“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
刘亚楼说的那张详细的城防图，显然不是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地下工作者能拿到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把目光转向当时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此人原名吴景中，先后任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将其称为吴敬中）——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也正是这个重要身份，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要想拿到天津城防图易如反掌，至于他会不会通过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送出去，读者诸君可以看完相关特务的回忆文章再下结论。
吴敬中确实一直在军统很多外勤单位当过一把手，这是一般特务都得不到的肥缺——军统实际掌门人跟“国防部”的大佬如陈诚、白崇禧不睦，而且按后来的建制来看，有军籍的军统（保密局）基本相当于“国防部”一个二级单位，前期由上将或中将加上将衔的老蒋侍从室头目担任正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郑介民接手直接是正局长，那是因为郑介民已经在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当时还没有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还挂着军统局主任秘书头衔，毛人凤是代理主任秘书）。
戴笠在1945年3月8日前铨叙军衔指示步兵上校，他挂的两颗将星，那叫“职务军衔”，戴笠活着的时候，最高铨叙军衔为陆军少将，他挂中将军衔自己也底气不足，所以他极少穿军装，也不喜欢部下穿军装，因为很多“外勤特务”中的大区区长、省（市）站站长在军队中都另有职务，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穿军装挂高级军衔——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总长文强，就是在军统期间晋升的中将。
文强在军统干了十多年，除了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有史料记载为华北区区长）、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有史料记载为东北区区长，是吴敬中前任），他还兼任过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所以早早获得了中将军衔，这件事他在《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行辕，主任先后为熊式辉、陈诚）督察处处长。”
文强回忆：“戴笠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文强晋升中将是在1946年3月17日之前；其二，文强的中将军衔是“铨叙”而非“职务”，因为当时戴笠已经挂着中将职务军衔，如果文强的也是职务军衔，也就不能说谁比谁高了。
同样是将军级特务，吴敬中在担任外勤区长、站长期间，也在军队中有职务，那些正式军职先后是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
吴敬中在天津警备司令部当情报处少将处长，那是当年的常规操作，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军统特务组织真相》、总务处长沈醉的《军统内幕》中有过介绍：各“剿总”、绥靖公署、绥靖区、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和情报处都由军统“保密局”特务组成，沈醉在调回总部担任总务处长之前，还当过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处长兼湖南第二行政区（湘西）保安司令部侦察组上校组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副处长（代处长）兼督察长。
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可能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介绍，他接手天津站之前，职务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副处长，在吴敬中离开天津后，李俊才既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又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兼职，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
作为军统（保密局）高级特务，吴敬中一直以特务身份“工作”，晋升少将是比较困难的，戴笠为了让手下有个晋升军衔比较快的“名分”，老蒋也想通过特务监视各地部队，于是就有了纯属特务机关，但又在正规军队序列之内的情报处（第二处）和稽查处。
平津战役之前，老蒋就已经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太放心，就让属于“太子党”的杜建时当了市长，然后又把吴敬中从东北调往天津，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吴敬中和老蒋那个即将接班的大儿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班同学。
吴敬中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要想拿到天津城防图易如反掌，再加上他保密局的身份，城防图在他那应该有保存的备份才对。
吴敬中还有另一个不愿意为外人道的身份，那就是“叛徒”，沈醉对加入军统的“叛徒”有过分类：“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
吴敬中既是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又是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的“叛徒”，这三个身份加起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吴敬中也参与了天津城防图的获取和传送。
吴敬中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这个“复杂”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三个身份，还因为这个原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实在太“神秘”，以至于他1948年12月14日离开天津到1983病逝，有相当一大部分时间的活动轨迹为空白，而跟他同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的谢力公、程一鸣，则分别担任了“国防部情报局”香港、澳门站少将站长（情报组少将组长）。
程一鸣的真实身份，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认证，我们能知道的，是他1964年12月从澳门秘密回归后担任了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程一鸣逝世，追悼会主办方就是广东省国安厅省和政协。
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兼职，再加上“叛徒”的隐秘身份，这三个身份综合起来，天津城防图“流失”，毛人凤对他要是一点怀疑都没有，显然有点低估了“笑面虎”的阴险狡诈。
据李俊才回忆，吴敬中离开天津回到天津后被毛人凤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被释放后据说是去香港做了生意，但真相究竟如何，连程一鸣都没有提及——沈醉去香港探亲访友，没说自己见过吴敬中，起义或归队的程一鸣在回忆录中，也没写吴敬中在港台的活动情况，这就给读者诸君出了个难题：吴敬中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这个身份，获取以及传送情报是不是更方便？吴敬中大段时间“失踪”，是否跟他的那三重身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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