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尾巴，抚顺的风冷得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市公安局局长孙培臣正埋头在一堆公文里，办公室的门冷不丁被撞开了。
闯进来的是个苏军军官，身后还跟着俩大兵。
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对方板着脸，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跟我去郊外，看个东西。”
那会儿的抚顺，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紧张劲儿。
虽说苏军是咱们的盟友，可在这节骨眼上，非要拉着中方的公安局长往荒郊野外跑，任谁心里都得犯嘀咕。
孙培臣二话没说，起身就上了车。
吉普车在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的荒地上蹦跶了四十多分钟，最后在一片鸟不拉屎的丘陵停了下来。
脚刚沾地，孙培臣的心就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这地界儿，透着古怪。
周围拉着好几层铁丝网，把守大门的苏军荷枪实弹，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苏军军官领着他往里走，推开了一座藏得极深的库房大门。
那场面，看得人后背发凉。
硕大的空间里，黑压压的洞口像蜂窝一样排列着，每个洞口前都堆着小山一样的箱子。
凑近一瞧，全是杀人利器。
迫击炮弹、重炮弹、炸药包，码得整整齐齐，一眼看不到边。
直到这时候，苏军军官才交了实底：“这是日本人留下的火药库。
现在，归你们了。”
这哪是礼物，分明是个烫手的山芋。
这会儿，距离孙培臣接手抚顺公安局，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月。
把日历翻回1945年10月17日。
那天，孙培臣新官上任。
摆在他面前的抚顺，简直就是一锅煮糊了的粥。
作为曾经伪满洲国的工业大本营，这地界儿不仅藏着日伪残余，还窝着土匪、流氓，国民党特务也在阴沟里搞事情。
对于刚挂牌的市公安局来说，要枪没枪，要钱没钱，拿什么管？
孙培臣的第一把火，烧向了“伪警察”。
那会儿伪满警察局里还赖着一百来号人。
这帮人咋整？
全毙了？
不行，老百姓得吓坏。
全留用？
更扯淡，谁知道里头藏着多少坏水。
全轰走？
这帮地头蛇一旦流落街头被特务收买，回头就是巨大的治安隐患。
这是一笔怎么算都觉得棘手的烂账。
孙培臣想了个招，叫淘金。
上任第三天，他把这帮人全叫到三楼开会。
瞅着台下那一双双惊慌失措的眼睛，孙培臣没拍桌子瞪眼，反倒拉起了家常。
他的话里藏着针：“只要大伙儿爱国，政府就敞开门。
想干的，留下接着干；不想干的，好聚好散。”
这话听着顺耳，其实是在钓鱼。
会一散，他和秘书长李树民立马开始“过筛子”。
头一遍，把那些贼眉鼠眼、立场不稳的踢出去；
第二遍，把那些想浑水摸鱼、甚至还想搞破坏的，记上黑名单盯死；
第三遍，把剩下那三十多个老实巴交、手里有真本事的，安排到岗位上干活。
一百多人，最后就留了三十来个。
可别小看这三十多人，他们成了稳住局面的压舱石。
至于那些被裁掉的，因为政府没搞“一锅端”，也没敢立马炸刺儿。
家里安顿好了，孙培臣紧接着挥出了第二刀。
这回，他对准的是外头的“毒瘤”。
抚顺这地界儿之所以乱，根子上是因为有人在捣鬼。
这人叫柏叶勇一，以前是伪满警察局长。
这老小子是个滑头，抚顺一解放，他立马钻进地洞，利用以前那一套关系网，指挥残渣余孽搞破坏。
抓几个小喽啰没用，今儿抓一个，明儿冒出一双。
只要柏叶勇一不落网，这张网就扯不破。
孙培臣打定主意：擒贼，得先捏住七寸。
经过一番细致的摸排，公安局锁定了柏叶勇一的老窝。
行动那天晚上，几路人马齐出动，天刚蒙蒙亮就把他堵在了被窝里。
瞅着满桌子的铁证，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局长立马成了软脚虾。
柏叶勇一这一倒，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为了保命，他把肚子里藏着的名单全吐了出来。
顺着这根藤，一大串潜伏的特务、土匪被连根拔起。
那些还在观望的牛鬼蛇神，眼瞅着靠山倒了，要么连夜跑路，要么彻底缩起脖子做人。
抚顺的治安，总算透出了一口气。
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苏军把那个巨型军火库塞到了孙培臣手里。
这下子，难度系数直接翻倍。
之前抓特务、稳警察，那是为了活命；现在守着这么个大炸药包，考验的是眼光。
守得住吗？
悬。
抚顺周围并不太平，国民党特务时刻盯着这边。
这么大个库房，真要出点啥事，半个抚顺都得跟着上天。
炸了？
心疼。
前线正打得热火朝天，解放军最缺的就是这类重家伙。
孙培臣不敢托大，赶紧找市委书记吴亮平汇报。
吴亮平脑子转得快，立马调了一个连的精兵强将去死守，还把各路首长请来看现场。
这一看不得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后勤部长叶季壮全被镇住了。
叶季壮翻看着箱子上的标签，确认这些都是日军压箱底的好货，规格相当高。
他当场算了一笔账：
这些炮弹要是烂在仓库里，那是废铁；要是被特务点了，那是灾难；可要是能运到吉林前线，那就是战士们的救命符。
“这东西金贵着呢，绝不能浪费。”
叶季壮拍了板，“赶紧琢磨运输方案，往吉林梅河口运！”
从“守”变成“运”，这活儿更不好干了。
这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
头一批军火装了两列火车。
车轮子刚滚出抚顺第二个站，幺蛾子就来了。
铁路信号灯突然瞎了，列车被迫刹车。
这绝不是意外，是有人搞鬼。
敌对势力显然闻到了味儿，想把这批军火截下来，或者干脆炸在半道上。
要是拉的普通货，停也就停了。
可这车上全是炸药，停在半路那就是个活靶子。
亏得铁路抢修队豁出命去干，火速修好了信号，火车才算逃过一劫。
打那以后整整四个月，孙培臣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他天天盯着运输单子，盯着铁路调度。
每一列火车呼啸着冲出抚顺车站，他都得眼巴巴瞅着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这心才能放下一半。
那阵子的抚顺车站，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
押车的战士心里都明镜似的，自己坐的哪是火车，分明是奔跑的棺材。
可这活儿必须得干。
因为前线的炮火越来越猛，每一发运过去的炮弹，都可能扭转一场战斗的输赢。
到了1946年3月21日，形势急转直下，我党政军机关不得不撤出抚顺。
那时候，库里的炮弹还没运完。
这成了孙培臣心里的一块疙瘩。
但在当时那种极限环境下，他和他的弟兄们已经拼尽了全力。
回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孙培臣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做的最理性的选择。
对伪警察，他求的是“稳”；
对匪首，他下的是“狠”手；
对军火库，他看重的是“值”。
所谓的“接收”，从来不是挂个牌子、换面旗帜那么简单。
它是在废墟和混乱里，一砖一瓦地重建秩序，把敌人的家底变成咱们手里的子弹。
这笔账，孙培臣算得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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