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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和苏轼才是社交悍匪
作者●晏凌羊
01
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的是高敏感人群很容易在无意识中树敌。
对另外一些人来讲，他们的存在，就是罪过。
一般来说，高敏感者渴望深度共鸣，对寒暄敷衍本能回避。这在依赖人情和表面和谐的文化中，容易被误判为“不屑与之为伍”。
他们总倾向于呈现真实的自我。当多数人依赖社会面具获得安全感时，一个高度真实、情绪透明的人，就像一面照妖镜，让周围人显得有点装，引发他人下意识的防御与排斥。
他们往往拥有天赋式洞察力，能常能快速看透事物本质或人心动机。但这种不经意的“看透”，会让尚未准备好面对真相的人感到被冒犯、甚至恐惧，从而先发制人地疏远或攻击。
他们无需主动攻击，其存在本身，就对某些人的伪装、自欺或浅薄构成了无声的挑战，所以，很容易遭嫉恨。
但人有时候真的很难改变自己的本性。
我们现在提到白居易、苏轼被构陷的经历，总觉得他们一定是锋芒太露、人缘不好，才会遭受这么多。
但实际上，他们是社交悍匪。喜欢他们、愿意和他们深交的人也有很多。
苏轼朋友遍天下，从文人雅士到乡野农夫都有；白居易更是粉丝众多，诗篇“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
他们的魅力正在于其真实的生命力、深刻的共情力和不羁的才华，这吸引了大量寻求真诚连接的人。
而他们的敌人，往往不是被他们刻意得罪的普通人，而是官僚体系中，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感到被威胁的人。
他们的深度和真实，既招致嫉恨，也能吸引真挚的盟友，构建强大的个人魅力场。
这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
02
拿白居易赏花诗构陷他的人，其实比谁都知道他冤枉。
白居易的母亲陈氏确系坠井身亡。
白居易确实曾写有《赏花》及《新井》诗。
请注意，是“新井”诗，而不是专门悼念母亲的“哀井”诗。
攻击者将两件本无关联的事，通过偷换概念和无限上纲，编织成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你妈因看花坠井而死，而你竟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毫无人子之心！
为何这一构陷如此恶毒且有效？
因为孝是古代社会人品的基石。一旦一个人被钉上“不孝”的罪名，个人的政治生命、社会声誉就会受影响。
攻击者全然不顾诗歌实际的创作时间（可能早于悲剧）和主题（《新井》诗实为慨叹仕途，与丧母毫无关系），绝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斗争中最卑劣的人身消灭手段。
旁观者纵然就是看得懂又怎样呢？有人喜欢看这种反转，有人喜欢看干架，有人就是喜欢看别人被打倒，还有的人等着你自证（给自己增加点乐子）。
更多的人，甚至都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下白居易写的原话、成诗时间。
03
唐宪宗时期，藩镇集团日渐壮大，已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
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武力讨伐还是协商解决，朝廷上两派的分歧很大。
宰相武元衡，是主战派。
然后，某一天，他就被藩镇割据势力派出来的刺客残忍刺杀，头都被割了下来。
白居易那时候还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中年人，他怒不可遏，上书皇帝说要缉拿凶手、追查幕后主使。
实际上，武元衡是多方势力斗争的牺牲品，朝堂上大部分人对此心知肚明，连皇帝都觉得此事应该不了了之——不然能咋办？
打起来的话，双方损耗都很大，安史之乱的教训就在眼前。
但这事儿非常冲击白居易的价值观。藩镇割据势力连朝廷宰相都敢刺杀，那接下来岂不是人人自危？
他书生意气上头，想要还武元衡一个清白。
然后，白居易遭受到了主和派以及割据势力的双面夹击。
他们抓住白居易两处所谓的错处，即不具备谏议的资格、坏了规矩以及他妈都死了他还有心情写看花诗，对他进行打压和排挤。
更让白居易感到郁闷的是：背刺他的，是他曾经的朋友、老同事王涯。王涯非常清楚白居易有多冤，但为了功名利禄，还是选择了背刺。
他们把白居易打发出京城，一脚踢到了鸟不拉屎的江西九江。
刚到江州的时候，年已44岁的白居易深感痛苦，写了《琵琶行》。
这个教训足够深刻.......往后的人生，他该怎么过呢？
然后，他想到了一条中隐的道路。
如我们所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就选择两条路：出仕，是出路；退隐，是退路。
像陶渊明一样彻底隐居，是小隐。但实际上，陶渊明晚年过得特别惨，连带着老妈、老婆、儿女们也跟着自己受穷。
大隐呢，是隐于朝，出仕为官但又能做到淡泊名利、轻视权力，但这条路太高难度了，也没几个人可以善终。
于是，白居易想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隐”，那就是身心相离的双轨制。
身体呢，在仕途上，赚银子；心呢，在山林里。这样你既能搞钱，解决温饱问题，又可以避开纷争，在山水歌临、杯酒酬唱中享受精神上的自由。
然后，白居易就变了......他也当官，但是不做实职；他也做事，但是，他不去触动别人的利益，只是在权贵允许的范围内，想办法给老百姓搞点小福利。
比如，均衡赋役啦，修筑堤坝、疏浚池塘、挖井开渠、兴建水利啦，解决民众生活用水问题，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部分理想，获得社会价值感。
从44岁到75岁在洛阳寿终正寝，白居易在仕途上再没有重大的挫折。
他不再想着去战胜那个不合理的体制，也不是逃离体制；他不完全妥协，但也不完全割裂.....就这样，他以“大唐网红诗人”“文化吉祥物”的身份，过完了顺遂的下半生。
而当初背刺他的王涯，又怎么样了呢？
王涯在唐文宗时期步入权力巅峰，先后担任宰相、盐铁转运使等要职，还主导了著名的“茶法改革”（对茶叶实行官方专卖）。
后来，唐文宗想要铲除宦官集团，发生了甘露之变，但事变失败，宦官集团（以仇士良为首）疯狂反扑，血洗朝臣。
王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密谋，但其作为权臣，也被逮捕、构陷，后来屈打成招，以“谋反”罪名被腰斩于长安街头。其全家老小无一幸免，悉数被杀，家产被抄没。
老百姓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咋回事，只听得懂公开的宣传，所以，他死的时候，围观人群还捡石头砸他头......他死后多年才被平反。
王涯在长安权力漩涡中难以善终时，白居易正在洛阳的园林中安然品酒、写诗。
可以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事儿，让他彻远离了风暴眼，也让他最终能历经六朝而平安终老。
04
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也一样啊。
当时的御史们，把苏东坡的诗歌中隐喻的批评、个人的感慨，刻意曲解为对皇帝和朝廷的攻击。
是个正常人在读到苏轼诗歌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都知道，这是对松树坚韧的咏叹。
但是，这就被御史何正臣上纲上线为影 射皇 帝（“飞龙在天”，你却求地下的“蛰龙”，到底是何居心）。
一旦用了影 射这个罪名，你不是也必须是，认定标准和解释权已经不在你手里。
但苏轼真正的罪过，就是某几句诗么？在于他所谓的不合时宜的政见。
当那些人无法在朝堂上说服他时，就开启这样的手段，甚至想用死刑，从肉体上消灭它。
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最擅长构陷和攻击。
“ 乌台诗 案”中，何正臣是首发难者。
是他第一个上书神宗，弹劾苏轼，说他写的诗文有问题。
当然，他当时担任御史，弹劾是其职责。但选择苏轼这样一位文坛领袖且用罗织罪名的方式发起攻击，富有明显的投机色彩。
史书未明确记载他的死亡或具体结局，但后续未见任何升迁或担任要职的记载，足以证明一切。
在“ 乌台诗 案”中，最激进、最核心的操盘手，是李定。
他曾经为了仕途，未为生母守丧（“匿母丧”在古代是大不敬的行为，一般人干不出来），曾为人所不齿，对苏轼这类清流更是抱有嫉恨。
作为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他亲自负责审讯，用尽手段逼迫苏轼认罪，并极力主张判处死刑，甚至企图将案件扩大化，牵连更多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司马光）。
后来，苏轼在苏辙等人的多方奔走下，留了一条命，被一路贬黜。而李定呢，在这个案子中立了大功，一度升任翰林学士，达到权力顶峰。
但是，他属于改革派中最极端的那种人，树敌无数，就连改革派内部的王安石，都很厌恶其为人。
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旧党（改革反对派）。
作为新党干将，李定遭到清算。
他被连续贬官，后来在贬谪中郁郁而终。其死讯传来，朝野无人同情。
苏轼历经磨难后，声望达到顶峰，成为文化偶像，而李定在官方正史与民间记忆中均被明确判定为奸佞。其名字永远作为苏轼传奇的阴暗背景板存在，承受着永久的骂名。
当然，也许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个。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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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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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想提一下那款大衣，版型真的很好看，如果等到冬天再入手，估计就没有现在的价格了。至于珍珠耳环，还是这种简简单单的款式最耐看。
前几天我在某大型超市买的大闸蟹（女儿临时起意让买的），25.8元一只，但很少肉和我蟹黄，感觉很不划算。这款蟹卡，是我觉得比较划算的。顺丰发货，十月底提货蟹最肥 ，中秋、教师节之前来得及收到，售后期三年，我买过，四对八只，算下来29一只，但 328元的完全可以对标山姆968元的。唯一的不足是需要提前买、提前提货，但实惠性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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