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冬，天京城内，洪仁发、洪仁达借着出城运粮的名义设卡收取“洪票”，一场原本为缓解粮荒的调运，很快变成了百姓口中的“过路买卖”。
安庆被湘军围困后，太平天国的粮食问题已经不是寻常的军需短缺，而是关系天京存亡的大事。干王洪仁玕试图从外地组织粮食，运往天京储备。这个安排本有道理，却被洪秀全的两个哥哥盯上了。
他们规定，出城买粮者要买票，送粮进城者也要买票。没有所谓“洪票”，商贩不能通行，粮食自然难以进入天京。商人不是慈善家，既要承担战乱风险，又要被层层盘剥，久而久之，愿意运粮入城的人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此时并不缺少能看清局势的人。洪仁玕知道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就会面临更严峻的粮荒；陈玉成、李秀成也在前线苦战，试图牵制湘军。真正拖后腿的，恰恰是掌握内务和封赏权力的洪氏宗亲。
洪仁发、洪仁达原本是广西乡间的庄稼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洪秀全起事之后，他们凭借兄长身份获得尊崇，却没有因此具备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太平天国早期，他们最重要的资本不是才干，而是与天王的血缘关系。
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对异姓将领的信任明显下降。杨秀清、韦昌辉相继死于内斗，石达开又被猜忌逼走，太平天国失去了几位最有分量的军事人物。洪秀全嘴上说“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实际上又强调“诸事不决问于朕”，权力始终牢牢收回天王府。
石达开离开天京后，洪秀全曾设法挽留。他打造金牌、派人劝返，甚至调整洪仁发、洪仁达的爵位，希望缓和石达开的疑虑。但石达开已经看透天京内部的权力格局，最终没有回头。这个结果，对太平天国的打击远不止少了一员战将，更意味着天王与功臣之间的裂痕无法修补。
局势危急之际，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逐渐成为战场支柱。1860年前后，太平军在苏南、皖南等地仍取得过一些胜利，洪秀全遂重新整顿军制，并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等。以战功封王，军中尚能接受；可洪秀全随后又把两个哥哥推上王爵位置，争议便迅速扩大。
洪仁发被封为信王，洪仁达被封为勇王。名号听着响亮，实际却缺少相应功绩。太平军中因此流传一句讥讽：“信王无信，勇王寡勇。”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书中的称呼，却反映出基层将士对宗亲特权的不满。
洪秀全并非不知道两个哥哥的能力有限。他真正看重的，是他们不会像杨秀清、石达开那样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治声望。对天王来说，庸碌的亲属反而更容易控制。问题在于，不能领兵打仗并不等于没有权力；一旦掌握封爵、财物和城门，他们同样可以造成严重后果。
据相关记载，洪仁发、洪仁达后来大量插手爵位和财物事务。太平天国后期王爵泛滥，封赏逐渐失去原有的军功含义，甚至出现以金钱换取爵位的现象。关于具体数量和经手范围，不同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王爵贬值、封赏失控，却是当时无法回避的事实。
更糟糕的是，天京被围之后，城中百姓已经缺粮。李秀成曾考虑打开城门，让部分贫民出城求生。此时若能减少盘剥，保住粮食流通，至少可以缓和民怨。然而洪仁发、洪仁达仍被指责借出城之机搜刮财物，使本已濒临崩溃的秩序更加混乱。
有人曾劝他们：“城外是清军，城内也没有多少粮了，钱财留着又有什么用？”兄弟二人不但没有收手，反而继续派人查验、索取。这样的做法，谈不上治国，也谈不上守城，只是把王朝末日当成了最后一次敛财机会。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洪秀全已于6月去世，太平天国的中枢随之瓦解。洪仁发、洪仁达先后被清军俘获，结局自然无法与普通降将相比。作为洪秀全的兄长，他们被视为太平天国核心宗亲，清廷对其处置十分严厉，最终均被杀。
洪秀全用亲属防范功臣，本意是避免权臣再起，结果却把重要权力交给了没有能力、又缺乏约束的宗亲。信王的“信”，勇王的“勇”，都只停留在封号上；真正留在天京城破前的，却是粮道受阻、爵位贬值和民心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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