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中国古代的“杖政”，最容易留下来的史料，当然是“打”——谁打了谁，打了多少，打成什么样。但有时候，真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皇帝突然下令：不要再打了。
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章帝下诏赦免天下囚犯。按照《后汉书·郭躬传》的记载，当时朝廷规定，在四月丙子以前已经被关押的死罪犯，可以减死一等，发往金城戍边。诏令里特别留下四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字：“减死罪一等，勿笞，诣金城。”
死罪已经减等，不杀了；不仅不杀，而且“勿笞”——不许在发配以前再打一顿。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颇有意味。
汉代本来就是一个大量使用笞刑的时代。从汉文帝废除肉刑以后，笞刑更曾被大量用来替代肉刑，甚至出现笞三百、笞五百这样的重刑，结果有人在受刑过程中被活活打死。后来汉景帝几次减少笞数，又规定刑具尺寸、受刑部位和执行办法，本质上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名义上是笞，实际上却可能要命。
到了东汉章帝这里，我们又看到这种制度思路向前走了一步。既然死刑已经赦免，朝廷的目的就是留下这个人的命，让他去边地服役。那么，如果在出发以前仍旧按照旧例狠狠笞打一顿，把人打成重伤，甚至打死在路上，所谓“减死”岂不是失去了意义？
所以，“勿笞”两个字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很朴素的刑罚逻辑：既然决定让他活，就不要再把他往死里打。
这件事情后来又引出了廷尉郭躬的一次奏议。
郭躬出身于一个世代习法的家庭。《后汉书》说他“家世掌法，务在宽平”，本人担任廷尉以后，“决狱断刑，多依矜恕”，还曾经把法律中可以从轻处理的四十一项条文整理出来上奏，后来都得到施行。
问题在于，章和元年这次赦令有一个漏洞。诏书只说四月丙子以前已经“系囚”的死罪犯可以减死、免笞、发往金城，却没有涉及那些犯了死罪以后逃亡在外、当时尚未被捕的人。
这些人怎么办？如果后来被抓回来，严格按照诏书文字解释，他们就享受不到这次赦免，仍然可能按照原来的重罪处罚。
郭躬认为不合理。他于是上书，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写进《中华帝国杖政史》：“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
为什么把死刑减掉，让犯人去戍边？郭躬给出的解释只有三个字：“重人命”。
既然国家这次赦免的出发点在于珍重人的生命，那么这种恩典就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个人当时恰好在监狱里，另一个人当时恰好还在逃亡，就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郭躬接着说，当时犯死罪后逃亡在外的人“无虑万人”，赦令以后又陆续抓获很多。如果这些人全部因为原诏没有写到而重新按照死罪严办，就与这次赦免“重人命”的本意相违背。
因此他提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
这里又出现了那两个字：“勿笞”。而且郭躬把“不打”与“全人命”直接联系起来。
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杖政历史中，笞杖通常被视为一种比死刑、肉刑轻得多的刑罚。正因为“轻”，它才可以如此广泛地使用。但是郭躬显然非常清楚：笞刑在法律名义上可以叫轻刑，在人的肉体上却未必真的轻。
一个已经判处死罪的人，如果被减死以后还要长途押往金城，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一路折腾，本来就是问题。如果临行以前再重重笞打一顿，伤口感染、身体衰弱，甚至途中死亡，都完全可能发生。因此，“勿笞”不是一种无关痛痒的附加恩典。它与保命直接相关。
郭躬甚至进一步提出，这样做不仅能够“全人命”，而且“有益于边”。因为这些犯人活着到达金城，就可以成为边地戍守力量；如果先打得半死不活，甚至死在路上，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仁慈，而是一种相当现实的国家治理计算。
汉章帝认可了郭躬的意见。《后汉书》记：“肃宗善之，即下诏赦焉。”“肃宗”就是汉章帝。也就是说，皇帝认为郭躬说得对，随即下诏，把这项赦免扩大到相关逃亡死罪犯。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则史料格外珍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古代国家不仅会讨论“应该打多少”，也开始讨论：什么时候根本不应该打。
从汉文帝用笞刑代替肉刑，到汉景帝不断减少笞数、规范刑具，再到汉章帝这次明令“勿笞”，我们能够隐约看出一条很有意思的历史线索：国家在不断使用身体刑罚的同时，也不断发现身体刑罚自身的危险。
板子看似比刀轻。可是板子一样会死人。所以，当刑罚的政治目的已经发生变化——从处死变成赦免，从消灭一个犯人变成让他去边地服役——原来附着在刑罚上的那一顿笞打，也必须跟着取消。这就是“勿笞”两个字背后的制度意义。
中国古代的杖政，并不只是研究权力怎样把板子打下去。有时候，我们还应该看看：权力究竟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顿板子已经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章和元年，汉章帝赦免死罪犯时留下的“勿笞”二字，正是这样一个值得记住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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