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3日，湖南江华县姑婆山一带，公安部队在野鸡坪包围了一处炭窑。躲在窑中的人不是普通逃犯，而是当地匪首莫凤山。让人意外的是，暴露藏身地点的并非枪声，也不是叛徒告密，而是一顿为了活命讨来的饭。
炭窑藏不了多少粮食。莫凤山和贴身保镖李狗龙在山里躲了很久，断粮之后，只能想办法下山寻找吃的。李狗龙奉命前往附近村民陈胜昌家中讨饭，陈胜昌明知来者不善，却没有当场拒绝。
饭要做，话也要套。
陈胜昌一边准备食物，一边故意装作平常，与李狗龙周旋。李狗龙或许以为村民早已被恐惧压服，并未察觉自己说漏了藏身地点。等他带着饭食返回山中，陈胜昌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公安部队。
当天夜里，部队赶到野鸡坪，悄悄封锁炭窑周围。天色刚亮，窑口突然冲出一个黑影，正是李狗龙。战士们随即展开追捕，同时控制炭窑出口，防止莫凤山趁乱逃走。
“缴枪不杀！”
洞外的喊话传进窑内，莫凤山没有回应，反而继续开枪抵抗。负责指挥的王德广见强攻不利，决定封堵窑口，并采取火攻。柴草堵住出口后，浓烟和烈火逐渐逼入狭窄的炭窑，躲在里面的莫凤山已没有多少选择。
随后，窑内传出爆炸声。待火势被扑灭，战士们进入查看，莫凤山已经死亡。关于他的最后结局，地方材料有“被手榴弹炸死”的记载，也有叙述认为是在火攻和爆炸中丧命。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盘踞江华一带多年的匪首，终于在这次围捕中毙命。
莫凤山并非一开始就是山中巨匪。地方叙述称，他早年居住在尖山村，1919年前后接触土匪武装，随后凭借枪械和暴力不断扩张势力。那时湘南山区交通闭塞，基层政权薄弱，枪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许多村庄缺少有效保护，正给了这类人物坐大的机会。
他从抢夺财物起家，后来把手伸向土地。材料称，莫凤山曾强占三千多亩田产，依靠武装逼迫乡民交粮、交租。土地对于农户来说就是活命的根本，一旦失去水田，意味着全家都可能断粮。因此，强占田地远不只是财产纠纷，而是直接切断了许多家庭的生路。
何万林一家的遭遇，在当地叙述中被反复提及。莫凤山看中何家八亩水田，何万林苦苦求情，说明这些田是全家的依靠。莫凤山不但没有收手，还下令杀害何家三代。这个细节之所以令人胆寒，正在于它揭示了匪霸统治的逻辑：土地可以抢，人命也可以用来立威。
比杀人抢田更令人发指的，是对妇女的迫害。地方材料称，莫凤山曾长期绑架妇女，将其作为勒索钱财和满足私欲的工具，受害者近百人。有人因家中有钱而被赎回，有人则被转卖外地，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罪行持续多年，受害者及其家属往往不敢公开申诉，只能忍受恐惧。
他还曾带人拦路抢劫，洗劫村庄。粮食、牲畜、衣物，凡是能带走的都不放过；反抗者被杀，房屋则遭焚毁。材料记载，他的暴行造成三百多名百姓死亡。具体数字还需结合地方档案逐一核实，但莫凤山长期以暴力控制乡里的事实，并不因此改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人民政权逐步建立，湘南地区开始开展清匪反霸工作。莫凤山没有选择投降，反而改换旗号，组织武装对抗地方政权，并在山中纠集三十余名死党。他幻想外部势力重新返回，甚至以所谓“升官”许诺稳定部下。
这种幻想很快被现实击碎。剿匪部队没有只靠一次突袭解决问题，而是把军事清剿、群众发动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有人提供匪情，有人劝说亲属下山，也有人冒险传递消息。莫凤山不断设置假据点，企图利用山林和浓雾摆脱追捕，但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能够依靠的人也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最终改变战局的不是一场大规模战斗，而是一个普通村民在压力下作出的判断。陈胜昌没有与李狗龙正面冲突，而是先稳住对方，再将线索送出去。对剿匪行动而言，这类来自群众的情报，往往比盲目进山搜索更关键。
莫凤山死后，江华当地举行了相关庆祝活动。长期受其压迫的百姓得知消息，纷纷赶到现场。那些激烈反应，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年失地、失亲、受辱和逃亡积累下来的结果。野鸡坪炭窑里的枪声停下后，江华山区持续多年的匪患，也随之进入收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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