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广西山区，四野部队刚完成接管，地方干部和群众面对的并不是一片平静土地。枪声时常从村寨外传来，夜里有人敲门，也有人一去不回。新政权的乡村组织尚未稳固，残存武装便借着山岭、密林和旧关系网重新活动起来。
广西的匪患，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散兵游勇。国民党军队撤离前，曾在当地留下枪支、弹药和人员，部分旧军官、地方武装头目与惯匪相互勾连。有人打着“反攻”的旗号，有人借机抢掠，还有人逼迫百姓入伙，几种力量混在一起，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
当时的广西，交通不便，县与县之间往往隔着大片山地。白天看似安静，夜晚却可能变成另一番景象。土匪熟悉地形，能够迅速分散；解放军刚进驻不久，对当地村寨、宗族和山路并不熟悉，部队往往刚赶到，匪徒已经转移。
1950年1月，恭城等地发生武装暴乱，部分乡村政权遭到冲击，基层干部被捕杀，档案和公粮被抢走。类似事件在一些地区接连出现，地方工作一度陷入停顿。匪徒还散布谣言，说解放军即将撤走，旧军队很快会回来，以此动摇人心。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对干部家属和普通群众的报复。广西地方材料中，曾留下妇女被捆绑侮辱、殴打致死的记录。关于一名妇女遭木棍刺杀的惨案，也在当时的调查和口述材料中被反复提及。此类案件并非普通冲突，而是匪徒用来制造恐惧、逼迫群众屈服的手段。
有些地方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孕妇、老人和儿童。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材料中的人数和细节，因统计口径、转述方式不同，后来出现过差异，不能把未经核实的传闻全部当作定论。但匪患造成的伤亡、抢掠和基层失序，却是当时各地报告共同反映的事实。
面对局势，广西省委把剿匪列为中心任务。驻桂部队主要来自第四野战军系统，其中第45军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部队没有把剿匪简单看成追捕几股山贼，而是将清查枪支、恢复乡村政权、保护交通线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早期行动并不顺利。部队集中进山时，匪徒常常避开锋芒，转到另一处袭击；分散驻防时，又容易遭到突然袭扰。部分干部对匪情估计不足，群众工作也没有及时跟上，出现过捕人过多、审查粗疏等问题。这些教训后来直接影响了剿匪方针的调整。
有一次，地方干部向部队反映：“山里的人不是都愿意当匪，很多人是被枪逼进去的。”部队指挥员随即要求，不能把被胁迫者和首恶分子混为一谈。对首要匪首重点追捕，对受骗和胁迫者争取分化，逐渐成为后来工作的重要原则。
1950年春夏，部队开始采取分区清剿、重点进剿和驻剿相结合的办法。对盘踞时间较长、武器较多的匪部，集中兵力迅速打击；对交通线附近的零散武装，则设卡、搜山、护路并行。地方干部和民兵熟悉村情山路，也开始承担侦察、带路和守护任务。
这一变化很关键。过去解放军进山，常常只能依靠地图和少数向导；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后，谁是匪首、谁家藏枪、哪条山沟能通往外地，逐渐有了可靠线索。匪徒赖以生存的隐蔽条件被一点点削弱，原先互相掩护的网络开始松动。
1950年10月以后，广西进一步调整剿匪部署，把已经完成土地改革或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地区作为重点，同时兼顾桂东南、桂西北、瑶山和桂南等地。随着大股武装被击溃，斗争重点转向追剿流窜匪徒、搜缴隐藏枪支和清查潜伏特务。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安全形势更加紧张，广西的剿匪不能再拖延。叶剑英、陶铸等人到广西指导工作后，地方军政力量的配合进一步加强。部队不再单纯追求歼敌数字，而是把恢复生产、建立基层组织和安置被胁迫人员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到1951年，广西大规模匪患基本被压制，残余武装主要藏在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带。部队继续进行清剿，抓捕匪首和潜伏人员，收缴枪械，保护乡村政权。持续一年多的斗争，付出了人员伤亡和长期驻守的代价，也使刚刚建立的基层秩序逐步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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