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四川成都，丁宝桢刚刚接任四川总督，朝廷派来查案的钦差大臣，正是礼部尚书恩承。戏剧把两人写成针锋相对的政敌，甚至牵连出慈禧太后的家族关系。可翻开《清史稿》，恩承并不是一个只靠姓氏和后台立足的人，他的一生，更像晚清官场中一名有军功、有升沉、也有明显局限的中上层官员。
恩承姓叶赫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这个姓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慈禧太后，但两人并非同一支族。那拉氏分布很广，叶赫、乌喇、哈达、辉发等地各有族支，旗籍也不相同。慈禧所属家族隶属镶蓝旗，恩承则属于正白旗，不能因为同姓，便说他们是近支亲族。
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承的祖上并没有显赫到足以荫庇后代。他没有留下“名门之后”的强烈印记，史料对其父祖记载也相当有限。换句话说，他确实拥有满洲旗人的身份优势，却不是那种一入仕便手握重权的贵胄。
恩承走的是笔帖式这条路。清代满洲子弟入仕，常见渠道有侍卫和笔帖式。前者更接近皇帝身边，往往需要较高出身；后者则从文书、翻译和行政事务做起，靠资历与能力逐步升迁。道光元年，即1821年，恩承出生。二十岁左右，他凭笔帖式进入仕途，道光末年已经做到礼部郎中。
这一点，正好能解释电视剧中的一处失实。剧中恩承称丁宝桢为“恩师”，还借“同年”攀谈。可是丁宝桢是进士出身，恩承并无进士功名，两人不可能是科举意义上的同年。清代官场讲究门生故吏和科举关系，称谓不能随便叫，戏剧效果有了，历史依据却不足。
恩承真正改变命运，是在战场上。
咸丰年间，太平军北伐，清廷最担心的不是一座城池失守，而是战火逼近京师。恩承凭借骑射本领，以四品京堂身份随僧格林沁出征，在直隶、山东一线作战。这样的任用，说明他并非只会处理文牍，至少在满洲官员中，他的骑战能力颇为突出。
山东滕县一带的战事，使恩承逐渐进入咸丰皇帝的视野。他因军功升任太常寺卿。几年后，他又随僧格林沁镇压捻军，并参与擒获张乐行，获赐黄马褂，升为内阁学士。黄马褂在当时不只是荣誉，也是一种公开的政治信号，意味着皇帝认可其战场表现。
但军功并没有让恩承一路顺风。1865年，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高楼寨追击捻军时战死，军中将领受到牵连，恩承也被革职。这里能看出晚清军政体系的特点：主帅获罪，属下未必全因个人过错受罚，却常常要承担政治后果。
没过多久，东北地区出现马贼叛乱，朝廷重新起用恩承，让他率军平定。叛乱规模有限，很快被压下去，他也恢复了官职，并出任理藩院侍郎。起落之间，恩承显示出一个特点：他不是不可替代的人物，却是朝廷愿意反复使用的人。
同治年间，捻军余部仍让清廷不安。自1868年起，恩承率神机营驻守雄州、霸州一带，承担拱卫京师的任务。捻军被剿灭后，他先后担任工部、吏部、刑部侍郎及副都统等职。官位不低，军历也不差，但始终没有获得高等级爵位，更没有进入军机处，影响力有限。
他与丁宝桢的真正交集，主要发生在剿捻和四川查案两件事上。1869年，丁宝桢诛杀安德海时，恩承正在直隶、山东一带驻防。按他的职务和位置，很难说他参与了这场风波，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慈禧与恭亲王奕䜣政治角力中的关键人物。
光绪初年，恩承的官场地位明显上升，先后担任左都御史、总管内务府大臣、正蓝旗汉军都统，并升任礼部尚书。此时的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却仍不是最核心的决策者。没有军机大臣和大学士身份，便很难真正左右朝局。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奉命查办四川总督丁宝桢。丁宝桢到任后整顿吏治，裁撤旧规，触动了不少地方利益，有人上奏指责他巧立名目、加重摊派。恩承抵达四川后，对丁宝桢的施政并不完全认同，查办时又偏听地方方面的说法，认为丁宝桢有与民争利之嫌，准备上奏参劾。
事情很快出现转折。恩承的家人在四川活动时，被指大肆索取财物，地方官抓住此事上告。丁宝桢的支持者闫敬铭随即公开弹劾恩承，朝廷认为钦差家属牵涉索贿，影响极坏，恩承因此被革职。需要说明的是，史料并不能证明恩承本人亲自受贿，但他对家属约束不严，政治责任自然无法完全推脱。
有人问：“既然查案失误，恩承为何后来还能复起？”
原因并不复杂。晚清满洲官员中，熟悉军务、行政和旗务的人并不算多，恩承虽有过失，却没有因此彻底失去使用价值。此后他又出任步军统领，历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进入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之列。
恩承不是慈禧身边的宠臣，也不是操纵朝政的权臣。他有骑射本领，靠军功获得升迁；熟悉政务，能够在多个部门任职；但他缺少独立的政治派系，也没有建立足以左右朝廷的功业。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恩承去世，朝廷因其生前为东阁大学士，赐谥“文恪”，并入祀贤良祠。 （Need no “summar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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