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前后，陕西礼泉唐昭陵，一组刻在墓前的石刻被凿下两块，运往海外。石头不会说话，但它们留下的缺口，至今仍在提醒人们：文物流失有时并非单纯的外国掠夺，也与当时中国内部的古董交易网络密切相关。
这组石刻就是昭陵六骏。六匹骏马分别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征战中的坐骑而刻。浮雕构图、题字和雕刻，汇集了初唐绘画、书法与石刻艺术，历史价值远非普通墓葬装饰可比。
遗憾的是，“飒露紫”和“拳毛騧”在民国时期被从昭陵石壁上凿取，后来流入海外，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关于具体交易环节和价格，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卢芹斋经手或参与其中，是多种研究与报道反复提到的事实。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幼年丧父后，他曾寄居亲族家中，十多岁时进入南浔张家做仆人。张家经营外贸，家资丰厚，后来成为政治人物的张静江，正是他早年侍奉的少爷。
这段经历改变了卢芹斋的命运。1902年，张静江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商务参赞，卢芹斋随之前往法国。巴黎的商业环境和艺术市场，让这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看见了另一条路。他学习法语、英语，也逐渐明白，中国器物在欧洲并不是没人识货，而是缺少熟悉两边市场的人。
张静江后来经营运通公司，向欧洲销售中国瓷器、书画等物。卢芹斋由此接触古董行业，并结识古玩商吴启周。有人问他：“只做伙计，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他没有停留在跑腿和看店上，而是摸索鉴定、估价、运输、报关以及海外销售等环节。
不久，卢芹斋与吴启周在巴黎合作经营古董生意，后又在上海设立卢吴古玩公司。辛亥革命后，清室衰败，王公贵族急于变卖家产，国内战乱和财政困窘又让大量收藏品价格下跌。对古董商而言，这是难得的低价收购机会；对中国文化遗产而言，却是一场持续扩大的流失。
卢芹斋的精明，恰恰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市场环境上。他熟悉中国藏品，也懂得欧洲买家的偏好，能够把国内低价购入的器物，以高出数百乃至数千倍的价格出售。欧洲市场中相当一部分中国古董，都曾经过他的渠道。所谓“保护国宝”的说法，最多只能解释个别器物为何没有毁于战乱，却不能掩盖文物离开原址、脱离历史环境的事实。
昭陵六骏的遭遇尤其典型。石刻被切割后，原有的陵寝布局遭到破坏，文物也从公共遗址变成私人交易品。即使买家后来妥善保存，它们仍然失去了与昭陵、唐代陵墓制度以及关中地理环境相互关联的完整背景。保存一件文物，不等于保全它全部的历史意义。
卢芹斋在巴黎修建的中国风格建筑“红楼”，曾用于展示中国艺术，也一度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帮助。这些事情确实存在，说明他并非只会逐利。然而，资助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不能抵销大规模出售中国文物造成的损失。个人善举与公共责任，是两笔不能互相冲账的账。
他的私人生活同样留下许多争议。相关传记材料记载，他与一名服装店女老板关系密切，后来又与对方年仅十五岁的女儿结婚，并育有子女。此事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家庭关系中极为特殊，后人对此多有非议。不过，这类细节主要来自传记与回忆性材料，具体情形仍需结合档案谨慎判断，不能把猎奇故事当成全部历史。
1945年以后，卢芹斋的经营受到严重冲击。市场上出现大批书画赝品，他本人也曾因购入伪作而遭受信誉损失。古董商最依赖眼力和名声，一旦买家开始怀疑货源，生意便会迅速收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步建立文物保护和出境管理制度，过去那种任由珍贵文物流转海外的空间被压缩，他也基本退出了这一行业。
1957年，卢芹斋在瑞士去世，终年七十八岁。他留下的不是简单的“成功商人”故事，而是一段由贫困、战争、市场和文化流失交织而成的历史。昭陵六骏至今少了两骏，缺口并不只在石壁上，也在中国近代文物流散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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