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湖南沅陵凤凰山暴雨成灾，张学良站在凤凰寺墙边，看着沅江水势暴涨。被严密看守的一行人，本不许随意下山，可他突然召集警卫，要求他们投入救援。
“大水无情，百姓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二十多名警卫冒雨冲下山，把困在洪水中的百姓一一救上岸。张学良还当场许诺，每救起一人，奖赏大洋五块。这个举动传开后，附近百姓称他为“张活菩萨”。他听到后只是摇头，说自己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凤凰寺岁月里的张学良。他被关在山中，行动受限，消息滞后，却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抗战、故土、旧部和百姓，仍在他的心里占着分量。
凤凰寺并非名刹，只是一座建于明代、年久失修的古寺。1938年3月底，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从湖南其他软禁地点被转移到这里。寺院经过修整后，两人住在玉皇楼下，房间与天主堂相连。看守方面还在楼前修出网球场，试图让这位被囚的昔日将领少些烦闷。
张学良表面上接受了这种安排，甚至计划在山中修建望江楼和天桥。于凤至却很难适应山寺里的清苦生活。她的身体本就不好，加上长期奔波和精神压力，常常面带疲惫。
真正令看守者紧张的，是张学良的身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始终没有允许张学良恢复自由。抗战爆发后，张学良被多次转移，原因并不复杂：当局担心东北军旧部或其他军政人员与他接触，进而组织营救。
此前在苏仙岭，就发生过一次让看守人员后怕不已的“敬礼事件”。一名曾在东北炮兵部队任职的军官，见到张学良后突然立正敬礼，并喊出“张副司令”。这声称呼，使刘乙光等人意识到，张学良在旧部心中仍有很强的号召力。
于是，凤凰寺表面清静，实际戒备森严。山顶修建了高射炮台，寺旁挖了防空洞，警卫还要随时监视来往人员。张学良查看完工事后，苦笑着说：“蒋先生真是关怀我啊。”
这句话听起来像调侃，背后却是清醒。他明白，所谓保护，实际上意味着继续囚禁。
凤凰寺的日子并不全是沉默。沅江水面成了张学良少有的活动空间。在船工杨绍泉帮助下，他用竹筒捕鱼，常常一上午便有收获。捕到鱼后，他会让厨房认真烹制，还把剔好的鱼肉夹给于凤至。
“多吃点，这是我亲手抓的。”
于凤至有时嗔怪：“看把你高兴的。”
钓鱼既是消遣，也是张学良排解情绪的方式。阴雨连绵时，他不能下江，便拿出地图，与刘乙光或副官讨论战局。报纸送到凤凰寺，往往已经是十多天前的消息，可他仍逐字阅读，反复寻找前线变化。
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后，他的情绪明显低落。1938年夏天一个雨日，于凤至在望江楼找到正在远眺的丈夫。她问他在想什么，张学良沉默许久，只说：“我在想奉天、北平、南京。”
随后，他谈到九一八事变，也谈到西安事变，认为自己最大的弱点是轻信。于凤至连忙制止他，担心这番话被人听见。张学良很快也意识到，身处监视之下，连愤怒都不能随意表达。
最令他难以忍受的，并不是山寺生活，而是国家正在作战，他却只能旁观。
1938年9月，张治中由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前往湘西视察时，专程登上凤凰山看望张学良。两人是旧交，张学良一直认为张治中坦率正直。得知好友到来，他一夜未眠，还盼着从对方口中听到前线消息。
张治中告诉他，日军已经占领开封、郑州、合肥、安庆、湖口，并向武汉推进；同年6月，为阻挡日军，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豫、皖、苏部分地区严重灾害。张学良听后神色沉重，立即问武汉能否守住。
谈到后来，他终于问：“委员长有没有提过，让我出去抗战？”
张治中沉默片刻，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
张学良起身道：“纵有过错，也该让我到战场上戴罪立功。”
临别时，张学良写下一封信，托张治中转交蒋介石，内容是请求参加抗战。张治中把信收进文件包，并答应一定送达。张学良还追问：“务必带到。”
张治中离开后，张学良仍坐在原处，久久没有起身。此后，蒋介石并未因此放他出山。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不再钓鱼，连望江楼也很少去了。
为了让他重新振作，刘乙光换来新地图，应副官陪他研究战局。张学良也开始给旧部写信，鼓励刘多荃等东北将士坚持抗战，同时劝阻投靠汪精卫的鲍文樾。于凤至担心他写信过度，劝他早些休息，他却说：“将士们在前方流血，我只是动动笔，算不得累。”
1939年夏，湖南战局趋紧，戴笠来到凤凰山，通知张学良准备转移。随后，电报确定了路线：沅陵经辰溪、芷江、玉屏、黄平，前往贵阳。
1939年9月前后，张学良在凤凰寺居住一年零六个月的生活结束。离开时，他回望凤凰山。那座山远看像一只展翅的凤凰，而山路尽头，已经安排好了下一处囚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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