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周启明
那年在惠州打工，我和一个有家的女人合租，她每晚睡前都搬动桌子。
房子在陈江一条旧街后面，二楼，楼梯扶手上缠着几圈透明胶带。房东把两间房隔在最里面，中间是一间小客厅，摆着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墙角立着一台旧冰箱。窗户对着工厂宿舍，晚上十一点以后，宿舍楼的灯一盏一盏灭掉，只剩下门卫室那根白色日光灯。
我住靠窗的那间，她住里面。
她叫何秀琴，三十七岁，湖北人。头发不长，洗完以后用一根黑皮筋扎在后面。她在电子厂上夜班，白天回来总把鞋摆在门外，鞋尖朝着墙。她有一只蓝色搪瓷杯，杯口缺了一小块，刷牙、喝水、吃药，都用那只杯子。
她刚搬来时，带着一个红色塑料箱，箱盖上有一块白印子，像是被火烫过。她把箱子推到床底，没打开。
我们一人一半房租，每月三百六。水电另算。她第一次交钱时，从钱包里数出十八张二十元的钞票，又找了两张十元的，压在桌角下。钞票上有汗，边角都软了。
我在附近的五金店上班，早八晚七，手上经常沾着机油。她上夜班，下午五点出门，凌晨两点多回来。她回来的时候，我通常已经睡了。
那张折叠桌就在两间房中间。桌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刀痕，像有人拿菜刀剁过什么。桌子腿一边高一边低，坐下去会晃。
她每天晚上睡前都要搬桌子。
第一次我听见声音，是凌晨两点十七分。
桌腿在地砖上拖了一下，停住，又拖了一下。她没有开灯，走廊里的光从门缝进来，落在地上，窄窄的一条。我听见她把桌面上的东西一样样拿开，先是蓝色搪瓷杯，再是一个白瓷碗，最后像有什么金属东西碰到了桌面。
我掀开蚊帐，看见她穿着灰色厂服，弯腰抓住桌子两边。她把桌子横过来，抵在里面那间房门口。
她直起身，站了一会儿。门没关严，里面传来手机短消息的声音，响了一下，很快又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是不是桌子坏了。
她把鸡蛋敲在碗边，说，晚上风大，怕门响。
我看了一眼窗户。窗栓扣得好好的，玻璃上贴着一张过期的家政广告，边角卷起来，没进风。
我说，哦。
她把蛋壳放在桌面那道刀痕旁边，拿筷子搅了几下。
那以后，她每天都搬。
她回来先洗手，换拖鞋，把蓝色杯子放在水龙头底下冲一遍。然后关掉客厅的灯，把桌上的东西收进一个透明袋子里。桌子横过来，两个桌角分别抵着两面墙。她做得很慢，桌腿落地时没有响声。
我有几次故意没睡，躺在床上听。
两点零三分。
两点二十六分。
一点五十九分。
她搬完桌子，有时站在门口，有时坐在床边。手机屏幕亮了，她低头看一眼，手指在屏幕上按几下。屏幕灭了，她还拿着手机，没有放下。
有一天，她回得早，刚过十二点。那晚下了雨，雨水沿着窗框往下流，墙角湿了一片。她把桌子搬过去时，桌腿碰到了我的拖鞋。
她停住，把拖鞋捡起来，放到我门边。
我说，没事。
她说，吵到你了？
我说，没有。
她点点头，又把桌子往里推了三厘米。
第二天，她在桌上放了一袋肉包子。包子皮薄，捏口处露着一点肉馅。她说，厂里早上发的，吃不完。
我拿了一个，包子还热着。
她坐在对面，没有吃。她用指甲刮着搪瓷杯的缺口，刮一下，停一下。
墙上的挂钟走得慢，每天要慢七分钟。我下班回来，总要先看手机，再拨一下分针。
她问，你老家是不是在江西？
我说，湖南。
她说，差不多，都在南边。
我说，你家里有人吧？
她看向窗户外面。工厂宿舍那边有人晾被子，被雨打湿了，贴在铁栏杆上，一角往下垂。
她说，有。
说完她把杯子拿进厨房，水龙头开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照样搬桌子。
桌子抵住门以后，她从红色塑料箱里拿出一件小孩的外套。衣服是黄色的，袖口有一块蓝色补丁。她把外套叠好，放在床尾，又拿出一张照片，压在枕头下面。
我只看见照片的一角。上面有一只男人的手，手指夹着一支香烟，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照片边缘被折过，折痕正好落在男人脸上。
她把照片压进去时，手机响了。
她接起来，只说了三句。
“嗯。”
“吃了。”
“你先睡。”
她把手机放回桌上，坐在床边。那张桌子挡在门口，桌腿投下一小块黑影，盖住了她的脚背。
过了几天，我在五金店被铁片划破了手指。回到家，血浸透了纸巾。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卷白胶布，撕下一截给我。
胶布是医院用的，边缘印着淡蓝色小字。
我说，你还带这个？
她说，厂里有人受伤，剩下的。
她替我缠了两圈，手指按在我指节上，没抬头。缠好以后，她把胶布卷放回抽屉，抽屉没关严，里面露出一个小塑料袋，装着几粒白色药片。
那晚她搬桌子的时候，我的手指一抽一抽地疼。
桌子拖到门口，她忽然说，周哥，你要是听见什么声音，别出来。
我坐在床沿，说，什么声音？
她没有回答。她把桌面擦了一遍，明明上面什么也没有。
窗外有摩托车经过，车灯照进来，墙上那道刀痕亮了一下。
她说，没什么。
那天凌晨三点零六分，外面有人敲门。
不是敲我的门，是楼道下面的铁门。先敲三下，停一会儿，又敲两下。何秀琴从床上坐起来，没穿鞋，走到客厅。她把桌子往门口又推了半掌宽，桌腿顶住墙角的裂缝。
手机亮起来。
她看了屏幕，没有接。
楼下的人喊她的名字，声音不大，隔着雨，听不清姓，只听见“秀琴”两个字。
她站在门后，手按着桌面。
我打开房门，看见她的侧脸。她脸上的水还没擦干，沿着下巴往衣领里流。她抬手示意我别说话。
楼下又喊了一声。
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了衣袋。
过了十几分钟，铁门响了一下，摩托车的声音慢慢远了。她没有立刻动。雨水顺着楼梯往下淌，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起来。
我说，要不要报警？
她看了我一眼，说，不用。
她把桌子搬回原来的位置，搬得很轻。桌面上的刀痕朝着我这边，里面卡着一粒白色米饭，已经干了。
第二天她请了半天假，坐在客厅里洗那件黄色外套。盆里的水变成灰色，她换了三次。袖口那块蓝色补丁被她搓得发白，线头一根一根翘起来。
她的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几次。她都没有看。
中午十二点，她把外套晾到窗边。衣服太小，风一吹，两个袖子碰在一起。
她说，孩子今年十岁。
我嗯了一声。
她说，他爸在东莞做木工。去年摔了腿，回不了家。
我看着那件衣服，说，腿好了吗？
她把衣架往左边挪了两寸。
她说，能走。
这句话说完，她就不再说了。
晚上她还是去上班。桌子留在客厅中间，桌面上的蓝色杯子倒扣着，杯口缺的那块朝向窗户。
她凌晨两点回来，先在门口站了很久。她没有马上搬桌子。
我听见她把鞋摆好，听见钥匙放在冰箱顶上，听见她去厨房洗手。水声停了以后，屋里安静下来。
我以为她今晚不搬了。
过了一会儿，桌腿在地上拖动。
她把桌子搬到我房门口。
不是她房门口。
桌角抵住我的门，另一头顶着墙。她站在桌子旁边，低头看了一会儿，伸手把那道刀痕转到外面。
我拉开门。
她背对着我，手里拿着那只蓝色搪瓷杯。
她说，你明天几点上班？
我说，八点。
她说，早点走。
我问，怎么了？
她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她说，明天有人来。
她搬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桌子还抵着我的门，没有挪动。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我起来时，客厅里没人。黄色外套不在窗边，红色塑料箱也不见了。桌子恢复了原来的位置，桌腿下面垫着一张叠过四次的纸。
我拿起来，是一张汇款单。
收款人那一栏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金额是三千元。汇款日期是前一天。地址写着东莞厚街，后面还有一串数字。
桌面上的蓝色搪瓷杯不见了，只留下一圈水印。
我把纸叠回原样，压在那道刀痕旁边。
房东下午来收钥匙，说里面的女人已经退房了，押金不要了。
我问她去了哪里。
房东说，回湖北吧，男人来接的。
他说完，把桌子往墙边推了推，嫌它挡路。
那年以后，我在惠州又住过两处地方。每次睡前，我都会看一眼房门旁边有没有桌子。没有的话，我就把椅子横过来，抵在门把手下面。
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母亲把父亲留下的旧桌子搬到堂屋中间。桌面上有一道很浅的刀痕，旁边放着一个缺口朝外的蓝色杯子。
我站在桌边，没有马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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