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北平城内，张治中坐在谈判桌前，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最后一次争取和平解决的机会。那时的他已经看得很清楚，战场胜负早有定论，再把谈判拖成对抗，只会让更多百姓遭殃。

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他并非出身显赫，少年时期家境清寒，做过学徒，也当过账房先生。后来投身军界，进入保定军官学校，之后又成为黄埔军校教官。蒋介石主持黄埔时，张治中已经在军中崭露头角，两人由此建立了长期的上下级关系。

但张治中的性格，与国民党内部许多军政人物并不相同。他不热衷经营私人派系，也很少参与权力争斗。军人可以服从命令，却不能只知道服从；在他看来，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保卫国家，而不是把枪口永远对准同胞。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张治中时任第十九路军后方的第五军军长，奉命率部参战。战斗持续近三个月，部队伤亡很大，阵地多次反复争夺。张治中亲自到前线部署，要求部下坚持抵抗。虽然这一仗没有改变中日力量对比，却让日军付出了不小代价，也使张治中的军事声望进一步提高。

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湖南是战略要地，也是抗日大后方，张治中推动整顿政务、发展生产，并主张国共两党减少摩擦，把力量用到抗日上。共产党方面对他的评价，正是从那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这种关系并非临时建立。张治中与周恩来早在黄埔时期就有接触，后来又在抗战和谈判中多次打交道。两人政治立场不同，但彼此了解。张治中知道周恩来的处事方式，周恩来也清楚张治中并不是只会听命行事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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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有人主张军事解决，张治中却认为，蒋介石被扣押固然是重大变故，但日本侵略正在扩大，内战不能继续。他支持通过谈判化解危机。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治中虽不是唯一的斡旋者，却站在了反对扩大内战的一边。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奉命前往延安迎接，随后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抵达延安后，周恩来曾当面表达担忧：“重庆情况复杂，毛先生的安全必须有保障。”张治中回应：“我一定负责到底。”

在重庆期间，他把自己的官邸让给毛泽东居住，并安排可靠部队负责警卫。毛泽东返回延安时，张治中还主动安排飞机护送。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国共关系中十分少见。它不能消除双方的政治分歧，却说明张治中确实希望谈判能够维持下去。

遗憾的是，谈判没有阻止全面内战。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和平方案”，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主持北平和谈，张治中被任命为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带着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来到北平，也带着尽量减少流血的愿望。

谈判破裂后，南京方面催促代表团返回。张治中一度准备离开，因为家属仍在南京，个人安危和家庭处境都让他难以决断。周恩来劝他留下：“文白先生，回南京以后，未必还有回旋余地。”张治中沉默很久，最终决定留在北平。随后，他的家属也被接到北平。

国民党方面很快指责张治中“被扣留”，并通过舆论攻击他。张治中没有接受这种说法。1949年6月，他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表明反对国民党当局继续内战，愿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建设。此举意味着，他与蒋介石集团在政治道路上彻底分开。

张治中留在大陆，并不是临时倒向某一方，而是长期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结果。他没有参加解放军作战，也没有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军队交锋，这使他后来能够以特殊身份参与新政权的建立。

1949年9月，张治中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分别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发电，劝其认清局势，避免新疆陷入新的战争。新疆随后实现和平解放，这几封电报在其中起到了沟通和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参与西北地区的政务和建设。国民党方面则开除他的党籍。1954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也长期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1956年2月，张治中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1958年再次当选。1965年1月，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后的张治中，主要从事统一战线、政协和国家事务工作，不再以战场将领身份出现。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4月9日，首都各界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随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蒋介石身边那批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大多去了台湾，张治中却留在大陆，并以“和平将军”的身份走完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