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9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徐远举把一件缝制品交到检验人员手中，没想到得到的不是合格，而是“返工”两个字。
这件小事，后来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转折点。多年审讯别人、发号施令的特务头子，晚年却在管理所里学缝纫、做手工。身份落差，加上长期患有高血压，使他的情绪很快失去控制。
有人劝他不要计较，还表示可以帮忙修改。徐远举当场顶了回去：“好汉做事好汉当，不用替我收拾。”话说得硬，心里的郁结却没有散开。
当天是“三九”时节。徐远举晚饭也没吃，反而打了一桶冷水洗澡。对一个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这种突然的寒冷刺激十分危险。夜里，他出现头部剧痛、呼吸急促、鼻孔出血等症状，很快陷入昏迷。
管理所医护人员接到报告后立即抢救，初步按高血压急性发作处理。由于担心途中颠簸加重病情，送医安排并非立刻完成。1月21日，徐远举被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诊断为脑出血。经过抢救无效，他于1月22日去世，终年约六十六岁。
这起死亡受到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随后调查发现，徐远举本身患有高血压，情绪激动、冷水刺激和病情突然恶化，是导致脑血管破裂的重要因素。至于送医时间问题，医疗条件和当时对转运风险的判断，也被列入核查范围。
表面看，导火索是一件缝纫品；往深处看，却不只是“返工”惹出的祸。徐远举在功德林改造多年，一直盼望获得特赦。1959年12月至1966年4月，国家先后特赦多批战犯，他曾被认为有希望进入名单，但最终没有如愿。
其中一个现实因素，是文学作品和社会舆论的影响。《红岩》出版后，书中反派人物“徐鹏飞”被不少读者视作徐远举的艺术原型。此时若特赦本人，是否会引发争议，管理部门显然需要慎重权衡。对徐远举来说，长期等待落空，难免形成强烈刺激。
然而，徐远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出生于湖北大冶，192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早年曾在军队中任职。性格急躁、好强，和部属上级关系都不算融洽，后来转入特务系统，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32年前后，他进入复兴社特务处系统接受训练。戴笠曾注意到这个学习卖力、办事强硬的年轻人。徐远举也极力表现自己，逐渐把个人前途和军统体系捆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被派往西藏从事情报工作，长期驻守边地，算是积累了资历。后来担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长，掌握物资检查和经济管制事务，在大后方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又进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核心圈层，最终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负责人。
他真正被历史记住，是因为1948年重庆地下党案。
当时，《挺进报》在重庆秘密印刷和发行。随着发行量扩大，国民党特务开始追查。徐远举以此案为突破口，利用诱捕、审讯和叛变者供述，逐步摸清地下党组织。陈然等人被捕，许建业遭受酷刑后牺牲，刘国定、冉益智等人的叛变，又使更多地下党员暴露。
江竹筠、陈然、罗广斌等人相继被捕，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迅速增加。徐远举因此受到多方嘉奖，被授予勋章、奖金，并出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对他而言，这是仕途顶峰；对重庆地下党而言，却是一场严重灾难。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徐远举还参与了“11·27”大屠杀。此后他试图逃往台湾，12月9日从成都起飞，经停昆明时，因卢汉控制机场并发动起义，徐远举被扣留。1950年5月，他被押往重庆战犯管理所，后来转入北京功德林。
功德林里的生活，磨掉了他的权力，却没有马上磨掉他的脾气。他曾与宋希濂发生争执，也常因生活琐事动怒。宋希濂有一次讽刺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徐远举听后脸色难看，却无从反驳。
早期审讯时，他对罪行多有抵赖。后来在教育和政策引导下，徐远举开始阅读相关著作，参加学习讨论，逐步交代自己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值得一提的是，晚年有人试图让他捏造材料、诬陷干部，以换取减刑，他没有答应，表示不能无中生有地冤枉好人。
这种变化并没有抹去他过去的罪责，却说明战犯改造并非只靠关押，更包括长期教育、劳动和思想转变。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等到特赦，连一次缝制品返工都承受不起。
徐远举死后，骨灰一度无人领取。直到1981年，家属才将骨灰接回湖北，安葬于汉阳县新农镇。这个曾经能调动西南军警宪特力量的人，最终只留下了一段充满罪行、悔过与迟来的归葬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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