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青铜矛上的成都‖大李板斧|四川|大李板斧|山东|山西|巴蜀|成都市|手工业作坊|舜帝|蒲江|青铜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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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矛上的成都

大李板斧

您可能从未见过这样的“成都”。

青铜矛上的“成都”：阴刻篆书，笔画凌厉，巴蜀虎纹与秦国篆书同框共生。

吕不韦戈上的“成都”：相邦督造，东工制作，大秦帝国版图上的标准地名，一枚制度的图钉。

秦简上的“成都”：秦始皇时代基层官吏“喜”书，工整隶墨，“以县次传诣成都”，它已进入帝国驿传网络，每日穿行于道路与马蹄之间。

王羲之笔下的“成都”：草书墨迹，一位从未到过蜀地的东晋文士，听闻成都城池是秦时司马错所修，远想慨然，用笔墨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与抵达。

两千多年间，“成都”二字以不同姿态，进入中华文明的文字谱系。

走进蒲江博物馆，看见“成都”最初的样子。

青铜矛上的成都

蒲江博物馆开馆在即，目前正在紧张布展中，届时将有包括“成都矛”在内的许多镇馆之宝与公众见面。蒲江博物馆供图

秋高气爽，正在布展中的蒲江博物馆即将开放。这个博物馆地处蒲江县城东，距成雅高速蒲江县城出入口仅数百米。走进博物馆一楼西侧，眺望负一楼，就可以看到十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那四十余座船棺，像四十余艘搁浅的舟，它们已经在此沉睡了两千三百余年。“载魂之舟”，考古学界这样称呼它——船形棺木载着死者的灵魂驶向来世。

时间过得飞快，但我关于那柄“成都矛”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蒲江博物馆船棺墓葬区，密密麻麻排列着40余座船棺。大李板斧/摄

2016年的12月18日，蒲江县鹤山街道飞虎村的田野，一处因建设意外发现的战国船棺墓群已接近发掘尾声。一柄青铜矛，在泥土中显露时，我是第一批见到它的人之一。那天，我蹲在探方边，为这柄刚露头的青铜矛拍照。它平躺在泥土中，露出一面。我用随身带的手机对焦，按下快门，镜头里隐约看到矛身上有些刻痕——我把它当成了巴蜀铜器上常见的纹饰，没往文字那处想。考古就是这样，眼睛看见了，脑子不一定认得。

这是“成都矛”重见天日后的第一张照片，我观察到矛身上有刻痕，但是我仅仅认为是纹饰而已。如果你把图倒过来，仔细看，就会发现2300多年前的“成都”。大李板斧/摄

几天后，矛被送往成都文物保护中心清理。泥土一层层洗去，文保工作者用软毛刷轻轻扫过矛身，突然，在矛的中脊位置，两个阴刻的篆书汉字清晰地显露出来——“成都”。

消息传回蒲江，我翻出自己拍的那张照片，放大，旋转一百八十度，那两个刻字赫然在目。我对着屏幕愣了好一会儿。原来我离“成都”最早的实证，只差一个翻转的距离。那一刻我才明白，考古学的真相并不总在远方，有时它就在你眼前，只需换一个角度去看。世间许多事，亦是如此。

这柄矛本是古蜀战士手中的杀伐利器，矛刃底端两侧有双耳，两千多年前或许曾被麻绳绑在竹木竿上，在战场刺出。如今，它周身覆盖着千年的淤泥，锈迹斑斑，沧桑感十足。它不言语，却像一位沉默的“老成都”，将这座城市的根脉一语道破。

泥土之下的秘密

消息很快传开。这并不是全国第一次出土“成都”铭文矛。1985年，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一号墓中，曾出土过一柄“成都”矛，如今展陈于雅安市博物馆。但这一次，是在现代成都的行政区域内首次发现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兵器。所以有人说，“成都矛”终于“回家了”。

飞虎村船棺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草编器、玻璃器和植物种子。图片中的这座船棺葬保存状态良好，墓葬中的器物完整，令人惊异的是刚出土时，铺在船棺底层的竹子颜色尚青。大李板斧/摄

考古工作者将这两柄矛的年代均判定为战国晚期。蒲江县飞虎村墓群，正是成都平原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地出土的随葬品还包括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草编器和玻璃器。而“成都”铭文的出现，则把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这柄巴蜀风格的青铜矛上，用秦篆刻着“成都”二字。秦灭巴蜀是公元前316年，张仪修筑成都城垣是公元前311年。那么，“成都”之名究竟源于何时？又因何而得名？

众说纷纭的成都得名

关于“成都”二字究竟因何而来，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这是“成都”二字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出处。学者李金彝、王家祐认为，此山又称“成侯之山”，得名于古蜀国的“成侯”——“成”是古族名或国名，“都”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也就是说，在“成都”成为城市名之前，“成”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族称或国号。

二说，源于宋人乐史所引“周太王迁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典故，这是流传最广的说法。

三说，追至古蜀开明王朝，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也有类似记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说明在战国中期，古蜀人已用此名。

四说，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认为“成”是古蜀人族称，“都”是区域之意，“成都”即“成族人的地方”——蜀地多有成都、武都、新都、广都、邛都等地名，“都”很可能是古蜀语的音译。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蜀人祖先是从巢居发展而来的，“成”是巢居的形象，“都”是人所聚之地。也有人认为，“成都”是古蜀语“蜀都”的音译，“成”者毕也、终也，意为“最后的都邑”。

众说纷纭，各有依据，也各有疑问。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宋人提出的“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说——这个说法几乎成了成都得名的标准答案。

“二年成都”或“三年成都”：

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读

关于“成都”得名，最流行的说法来自宋人。

北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引《史记》云：“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稍后，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做了几乎一致的记载：“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圆满。递进的排比句，朗朗上口，妇孺皆知。但其实这句话最初讲的不是成都。

“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源自《史记·五帝本纪》，说的是舜帝的故事，原文是：“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司马迁记载的是舜在历山耕作，民众纷纷来归附，聚居逐渐发展成城邑的过程。“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司马迁不仅记载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结果，还详细列出了舜行德政的具体地点。历山，一说在今山东济南，一说在山西永济；雷泽在今山东菏泽；河滨是黄河岸边，今山东鄄城一带；寿丘在今山东曲阜；负夏在今山东兖州或河南濮阳附近。舜最终建都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山东肥城至今还有一处古地名“都君庄”，相传是“舜帝成都处”。

这些地名，密密麻麻分布在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境内，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成都平原，毫无地理关联。而周太王所迁之岐，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起点豳地在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途经的梁山在今陕西乾县、永寿之间。从豳到岐，不过是渭水北岸百余里的迁徙。周人先祖在这片黄土地上耕耘奠基，从未越过秦岭。

李昉和乐史不过是把《史记》里这句话嫁接到了成都头上。两位宋代的大学者——李昉曾官至宰相，学识渊博，参与编纂《旧五代史》《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乐史则仕宦近60年，著述20余种、690余卷，其《太平寰宇记》130余万字，至今仍是研究唐末宋初政区沿革的权威地理文献。平心而论，这两位宋人或许并非有意误读，他们只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知识方式做了一次“合理推断”。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三句话描述的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三五户聚居，到形成村落，再到发展成集镇，最终成为城市。周太王迁岐，率族人定居，历经经营，最终成就了周人的基业；舜帝德政感召，民众追随，聚落逐渐壮大。乐史大概这样想：既然人类城市的发展本就有“从聚到邑到都”的规律，而成都又是一座繁荣的都邑，那用这几句话来解释成都的得名，岂不是很顺理成章？

然而，“顺理”不等于“成章”。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等于城市命名的具体来源。舜帝的“三年成都”在山东山西河南，周太王的“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在陕西，与西南的成都平原隔着千山万水。乐史的错误，是用“理”代替了“史”——他看到了城市发展的规律，却忽略了地名得名的具体来由。他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却在这件事上张冠李戴，“借用”了中原文明的经典叙事，来解释一个西南古城的得名。

1981年《社会科学研究》第一期，刊载了成都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温少峰先生的文章《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文章《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两位学者在文中均对此说给予否定。

蜀王开明：一个更可能的源头

那么，真正的源头在哪里？

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给出了另一条线索。书中明确记载：“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开明王朝的某位蜀王，因梦见城郭移动，将都城从别处迁到了成都。至于这位蜀王是开明五世还是开明九世，学者们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迁都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也有学者依据《华阳国志》前文“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的记载，认为是开明九世，时间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但无论五世还是九世，常璩记录的事实是确定的：至少在战国中期，古蜀开明王朝已经将这里命名为“成都”了。

文献之外，还有地下的铁证。2000年，成都商业街考古发掘出一处大型船棺合葬墓，墓坑面积达620平方米，现存17具船棺，全部用整根桢楠凿成。其中4具长度超过10米，最长的一具达到18.8米，被誉为“中国船棺王”。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青铜器、陶器和竹器，规格极高，是成都平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船棺墓葬。学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开明王朝的君主或王族家族墓地，下葬年代为战国早期。这座墓就坐落在今天的成都市中心，文献说开明王“徙治成都”，地下就真的有一座开明王族墓在成都。纸上写的，地下埋的，对上了。

现代学者对“成都”得名由来做了深入的研究。温少峰先生从古文字学与音韵学角度提出新解：“成”与顶、颠、天等音同部，是羌族支派的本称，意为“高原来人”；蜀地多有成都、武都、新都、广都、邛都等地名，这些“都”字并非汉语“都市”之意，而是古蜀语地名的音译。“成都”即“成族人的地方”。

任乃强先生对此高度认同，1981年发表的文章中他还补充了一个证据：丹巴县南大渡河岸有一处名为“成都”的小地名，只有一家人和一亩水田的夹谷平地，当地人告诉他这里叫“成都”时，神态自然，绝无联想到省会的表情。查丹巴县旧图，那里也是“成都”二字。

鸟瞰丹巴县大渡河河谷，右侧狭窄的山谷平地小地名即为“成都”，目前是格宗镇政府所在地。成华区对口支援丹巴工作队供图。

丹巴县大渡河边，格宗镇“小成都”大桥。成华区对口支援丹巴工作队供图。

有趣的是，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后，“始立宗庙”，恰好符合中原典籍《左传》中“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的定义。这或许是一个巧合：“成都”之名并非来自中原的命名规则，但它恰好也满足了这个规则。中原的概念与蜀地的实际，在“都”字上意外地交汇了。

开明王朝定都时，为什么恰恰要叫“成都”？最直接的推测是：“成都”二字本就存在于古蜀语中，不是对中原典故的借用，而是对这片土地古老称谓的沿袭。开明王朝将新都命名为“成都”，或许只是顺承古语，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谜题。

“成都矛”上的“成都”

回头再看那柄铜矛，它的意义便不止于“发现”二字。

1985年，出土于雅安市荥经县的“成都矛”，展陈于雅安博物馆。大李板斧/摄

“成都”作为城市名在历代典籍中屡屡出现，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这是很早（但不是最早）的古代典籍中对成都作为城市的明确记载。而蒲江出土的这柄“成都矛”，与荥经出土的“成都矛”一道，是目前考古发现中铭刻“成都”二字最早的一批实物。两柄矛都是巴蜀风格的兵器，铸有巴蜀虎纹，刻着秦国标准字体“秦篆”，器型先铸，铭文后刻。它们共同将“成都”的实物证据比《史记》又向前推了两百余年。

蒲江出土“成都矛”局部特写，器型先铸，铭文后刻。巴蜀虎纹与秦国篆书同框。陈龙/摄

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巴蜀的虎纹与秦国的篆书，在同一件青铜兵器上相遇，这就是最直观的物证。两种文明在同一个器物上各自留下印记，并存、互鉴、交融。

古蜀国有自己的文字系统，考古学界称之为“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主要出现在战国至西汉的兵器、印章上，与中原汉字完全不同。但“巴蜀图语”至今未能破译，已发现的数百个符号中，没有哪一个能被确认对应“成都”的读音或含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成都”二字正是秦人用秦篆对古蜀语音的“音译”。秦人用读音相近的秦篆汉字，记录古蜀人对这片土地的叫法。“成”是“成族”的对音，“都”在古蜀语中指“地方、区域”。可以想象，秦人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字，一定既是相近的读音，亦考虑了中原文字中“成”与“都”的含义，圆满的完成了从蜀语到秦篆的转写。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成都”这个名字本身，是古蜀人自己取的，始于开明王朝或更早；而“成都”这两个汉字，是秦人用秦篆转写的结果。从语言到文字，从巴蜀到中原，秦人用他们的笔，写下蜀人的话。“成都”二字从此汇入中华文明的文字谱系，再未分离。

成都作为城市

始于开明，成于张仪

当然，“成都”为开明王朝所用，并不等于成都这座城市就是开明王朝建成的。开明九世迁都至成都，可能只是建立了初具城邑形态的聚落。

真正奠定成都作为“城”的格局的，是秦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附图：秦汉成都城址比较图。东侧大城为官署治所，西侧少城为市井商业区。图片来源：作者大李板斧提供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从石牛道伐蜀，蜀国灭亡。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奉命修筑成都城。翻阅《华阳国志》，可以窥见当时的筑城细节：“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闬，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筑城并非一次性完成。张仪于灭蜀之初修筑大城，大城主要布设官署，为政治中心。后张仪离蜀，张若接任蜀守，续建少城，侧重民居与商贸，并将成都县治从旧聚落赤里街迁移至少城。秦人于此扩建府舍，设置盐、铁、市等管理机构，规整街巷市集，城市规制仿照秦都咸阳。

据任乃强考证，赤里街并非秦代新建街名，而是一处古蜀已有的聚居聚落。先秦成都平原腹地低洼潮湿，先民多择赤色黏土的浅丘台地聚居，今昭觉寺、凤凰山一带的红土岗垄，极有可能便是秦以前赤里街所在。秦人建城，将行政重心从古老的赤里台地转移至南侧新筑的大城—少城，一座格局完整的秦代城市就此成型。

王羲之《十七帖·成都帖》。东晋王羲之未曾踏足蜀地，听闻坊间传言成都城池由司马错修建，遂致信益州刺史周抚求证。书信原文：“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据《华阳国志》记载，主持营建成都大城、少城者实为张仪、张若。这通书札侧面印证：至迟东晋，世人已对成都建城史流传着不同说法。图片来源：作者大李板斧提供

秦人还在成都设立了官营工室，名为“东工”，承担朝廷和地方所需的器物及兵器制造。1987年，广元青川县出土一柄“吕不韦戈”，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登，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督造，蜀郡守登监制，成都的东工具体制作。这柄戈的铭文证明：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成都”作为地名已经进入秦国的官方行政和军工体系，成为蜀郡治下的一个重要工官城市。

1987年，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农民在田间劳作捡到的铜戈——吕不韦戈。收藏于青川博物馆。青川博物馆/供图

至此，“成都”作为城市，始于开明，成于张仪。二者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完成了对接。

秦人为何不另行命名，而是沿用了“成都”二字？答案或许很简单，这座城市原本就叫这个名字，他们只是顺口沿袭了下来。

两千余年，成都，还是成都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发现了一则秦代驿传公文范本，其中明确写道：“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差役将公文经由沿途各县接力递送成都，再由成都上报郡守。简文由墓主人“喜”抄写于公元前230年至前217年间，或稍晚于“成都矛”刻字年代。这是迄今为止“成都”二字最早的书法墨迹实物之一。这支秦简证明：“成都”已经作为一个标准化地名，录入秦帝国的行政文书和驿传网络，成为大秦版图上的重要节点。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简书，右侧为截取放大“以县次传诣成都”七字，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抄录者为秦代基层官吏“喜”，他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他将公务文书抄录成册随葬入墓。近四万字工整的秦隶墨迹，让我们看见那个时代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也看见一个基层官吏的勤勉与敬业。简中“成都”二字，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成都”墨书之一。图片来源：《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从来不是单声部的独奏，而是多声部的交响。秦以后，成都的城市格局在历代中不断拓展。汉代成都已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列备五都，民物阜繁”。蜀汉以成都为都，诸葛亮治蜀，使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唐代成都“扬一益二”，李白写下“九天开出一成都”，杜甫在此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咏叹它的气象。及至五代，孟昶遍植芙蓉，成都得名“蓉城”。宋代成都经济文化持续繁荣，交子在此诞生，开启世界纸币先河。明代蜀王府巍然矗立，清代“湖广填四川”，各省移民辗转而至，会馆林立，五方杂处，成都再度成为西南繁华都会。近代以来，成都保路运动首义，为辛亥革命立下“第一功”；抗战时期又作为大后方战略重镇，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浮云苍狗，王朝更迭，成都一直城址未移，城名未改，始终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