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南京城陷之后，太平天国的旗帜倒下了。清军将领忙着报功请赏，城外却有两个人陷入了另一场争斗：陈国瑞与李世忠，都是由太平军阵营转投清军的悍将，也都曾官至从一品。
他们没有倒在战场上，而是在扬州的一场私人冲突中撕破脸，甚至动用刀斧、家丁和船队厮杀。对于清廷而言，这场火并难堪之处不只在于斗殴，更在于它暴露出一个事实：曾经被视为平乱利器的降将，到了大局已定之时，已经成了难以安置的麻烦。
陈国瑞出身湖北应城，幼年失去父母，性格强悍，少年时便以胆大力猛闻名。地方传闻说，他放牛时喜欢把牧童组织起来追逐打斗，俨然一个小头领。后来他又凭蛮力捕杀猎犬，手段凶狠，在乡里留下了“悍”的名声。
太平军进入湖北、湖南一带后，陈国瑞参加了太平军的童子军。年纪虽轻，作战却十分勇猛，曾率领一支穿红衣、举红旗的少年队伍，因此有“红孩儿”的称呼。乱世给了他施展武力的机会，也让他很快从乡间少年变成了战场上的人物。
但陈国瑞最终选择了投降清军。转入淮军系统后，他长期担任先锋，后来又受到僧格林沁重视。与捻军作战时，他冲锋在前，屡次建立战功，清廷授予他“技勇巴图鲁”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瑞真正声名大震，是在围剿苗沛霖集团的战事中。苗沛霖盘踞皖北，反复在清军、太平军和捻军之间周旋，既有地方武装，又有自己的地盘，清廷视其为心腹之患。陈国瑞参加蒙城等地的战斗，苗军败亡，势力随之瓦解。
凭借这些功劳，陈国瑞很年轻便升任总兵，获赐黄马褂。一个出身寒微、曾经投过太平军的人，突然登上高位，难免产生强烈的功臣心态。他恃功而骄，与不少清军将领关系紧张，刘铭传、曾国藩等人对他的作风也颇有不满。
李世忠的经历，同样充满草莽色彩。他原名李昭寿，出身于河南固始一带，少年贫困，后来以偷盗、抢劫和贩私盐为生。清代盐业由国家控制，私贩盐货风险极大，他却敢于在淮河流域闯荡，逐渐聚集人手，成为地方盐枭。
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后，淮河流域局势混乱。李昭寿趁机组织队伍，先与捻军发生联系，后来又归入太平军系统，凭借手中的兵力成为一名高级将领。可是，他对自己的地位始终不满意。
当部下和同路人接连受封，而自己迟迟没有得到相应爵位时，李昭寿开始盘算退路。最终，他率部投降清军，并交出天长、来安、滁州等地。清廷不但赦免了他的过往，还赐名“李世忠”，授予江南提督这一从一品职位。
这份待遇并非单纯赏赐，而是一笔政治交易。李世忠以兵力和地盘换取官职，清廷则借助他的熟悉程度和地方关系继续进攻太平军。天京于1864年7月19日失守后，清廷不再需要这些拥有私人武装的降将，削弱乃至收回兵权，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安排。
失去战场上的共同目标，两人过去积下的嫌隙很快浮出水面。一次在扬州的宴饮中，陈国瑞与李世忠发生争执。李世忠一方突然动手，将陈国瑞绑走，押上船只，并逼他写信通知家人拿钱赎人。
事情没有按李世忠设想的发展。陈国瑞家人收到信后，带人直接赶来交战，而不是乖乖送上赎金。双方在扬州街巷和码头械斗，清军高官的家丁公然厮杀，百姓围观之下，朝廷颜面尽失。
李世忠见势不利，只得带人撤走。陈家人随后截夺李家的辎重船，并扣押其家眷。李世忠无奈之下赶赴南京，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申诉。谁知曾国藩听完经过，并没有替他主持私仇，而是直接抓住了“官员聚众械斗、败坏军政”的要害。
据相关记载，曾国藩最终上奏处置二人，撤去李世忠的军务职衔，褫夺黄马褂，并令其回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两人的政治身份和军事实力一并剥掉。传闻中的“滚回老家”，背后其实是清廷对降将集团的清算。
陈国瑞回籍后并未获得真正安稳的生活，后来被发往黑龙江宁古塔充军，最终客死异乡，年约四十七岁。李世忠回到河南后，也没有逃脱清廷追究，数年后被处决。两人都曾靠战功登上从一品，却没有在权势最盛时看清自己的处境：乱世需要悍将，天下初定之后，悍将往往先要被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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