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不列颠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历史系原主任、英国《经济史评论》原主编、剑桥大学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荣休教授约翰·哈彻（John Hatcher），因病于2026年6月13日在剑桥逝世，享年84周岁。作为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哈彻教授研究兴趣广泛，涵盖人口史、黑死病、乡村与城市经济以及经济史理论，代表作包括《瘟疫、人口与英格兰经济：1350—1530年》《中世纪的模型：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理论》《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等。为缅怀恩师，我谨撰此文，以表追思。
约翰·哈彻教授
多年过去，每当回忆在剑桥的求学时光，我总会想起与约翰·哈彻教授的初次会面。那是十六年前十月八日的下午，我们相约两点在他的办公室面谈。那时天气晴朗，我走进基督圣体学院的院门，映入眼帘的是绿草如茵的庭院美景，学院小教堂传来管风琴的奏鸣声，音符在澄澈的秋日空气中缓缓流淌。然而我正赶往会面地点，心情忐忑，全无欣赏美景的闲情。到了办公室门前，我轻轻叩门。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位面容慈祥的老者出现在门后，目光温和，唇边带着笑意，让人顿时感到亲切。我们简单寒暄后，他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这间办公室颇有古韵，空间宽阔，陈设老旧，书架上堆满厚重的学术著作，空气中隐约飘散着旧书和木蜡的气味。我们落座于老式沙发旁，旁边还有一座传统的砖砌壁炉。坐定之后，我们谈及当学期的学业，他安慰我不必焦虑，并提出一些建议。这次会面远比我预想的愉快。他当时已是学界声名卓著的学者，而我只是初入剑桥的研究生，但与他交谈，却毫无压迫之感。会面结束后，我走出办公室，觉得阳光格外灿烂明媚，庭院的草坪格外翠绿齐整，管风琴声也格外悠扬悦耳，连脚步都不觉轻快了许多。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新庭院，中央建筑为学院小教堂。
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定期在这间办公室会面，坐在那座老旧的壁炉旁交谈。尽管室内已加装暖气，壁炉早已不再生火，但每当我坐在那里，心中总能感到一股暖意，仿佛炉火仍在静静燃烧。因此，我愿将这些会面称作“炉边谈话”。那是属于我们二人独有的学术天地。对他而言，这或许是职责所在，但于我却意义非凡。他悉心指点，使我从学术门外汉，初窥史学的堂奥，并渐渐摸索出史学研究者当有的治学门径。概括而言，那便是：以专注，继传承，求争鸣，为立言。
一、专注
“炉边谈话”最直接的作用，便是为我提供扎实的学术指导，使我得以专注研究，顺利走完求学的全过程。研究生的核心任务，是围绕一个课题深入钻研，并完成学位论文。由于初涉学术之路，尚未完全独立，因而需要导师悉心指引。剑桥大学的导师需定期为学生提供辅导，尤其是面对面的指导，称为“supervision”，兼具监督与辅导的双重含义。这一制度设计合理，而哈彻教授更将其履行得近乎完美——他不仅定期与我面谈，更在我学习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始终参与，从未缺席。对于一位临近退休、年近七旬的学者而言，这实属不易。
在“炉边谈话”中，他不仅就日常学业提出指导意见，更有两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次关乎论文选题。我在剑桥求学五年，硕士与博士论文均以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为课题。这个题目是我在申请剑桥时自行选定的，最初颇有兴趣，但随着研究深入，兴致渐退。进入博士阶段后，我刚完成硕士论文，便希望挑战更大的题目，提出更换选题。他听后，面色微微一沉，极力劝我继续研究，并坚称该课题前景广阔。见他如此坚持，我只好改变主意，但仍有些不甘地说：“无论如何，博士阶段总能给我极好的专业训练吧。”他当即打断我，语气笃定地说：“博士培养的首要目标不是专业训练，而是产出原创性研究成果。这个研究课题如果做好，便可实现这一目标！”那目光与语气，令我彻底打消了换题的念头。此后，研究屡遭困难，我也不乏犹豫彷徨，但他始终耐心答疑、婉言鼓励，让我坚持到底。最终，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相关成果也陆续发表。
第二次则关乎硕士阶段的学业。当时我攻读一年制硕士，时间虽短，任务却极为繁重——不仅要修满三门专业课程并通过考核，还要完成一篇约两万五千个英文单词的学位论文。那是我整个求学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论文写作阶段尤为艰辛。当我结束课程学习、着手论文时，距离截止日期仅剩数月，且历史系规定不得延期。更关键的是，我已收到剑桥博士录取通知，但须以硕士论文优良成绩为前提。彼时我刚到英国不久，学术英文写作能力薄弱，专业积累有限，进展极为缓慢，自觉无法按时完成。巨大压力下，信心几近崩溃，夜里常被噩梦惊醒，醒来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就在这关键时刻，哈彻教授挺身相助。面谈时，他总是耐心安慰我，告诉我要坚定信心，并为论文写作制定了合理的时间表。临近提交的最后两个月，他建议我每完成一章，不论质量如何，立即发给他审读。收到他发回的修改稿时，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布满批注，许多语句甚至整段文字都已替我润色修改完毕。最令人动容的是，为了赶进度，他甚至放弃了周末休息，逐字逐句为我修改论文。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我终于如期完成论文，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进入博士阶段后，学业压力有所减轻，写作时间更为充裕，提交日期也灵活许多。但在最后写作阶段，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帮我修改论文，虽不必像从前那般仓促，却依旧一丝不苟。记得一次面谈，我偶然瞥见他用办公室那台老旧电脑写邮件，双手各用一个手指缓慢敲击键盘，模样颇为吃力。那一幕令我深受触动，不禁想到此前他为我的论文倾注了多少心血！
正因如此，我在博士论文致谢中专门为他写道：“在此，我谨向约翰·哈彻教授致以最深切的谢忱。作为我的博士及硕士导师，他始终给予我悉心指导——从最初引领我步入本课题，到此后倾力参与。在研究与写作的每个阶段，他都以极大的耐心反复审读各版文稿，并提出大量精辟而中肯的批评意见。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指点，全面提升了本论文的学术水准。”
二、传承
史学研究讲求传承。这一点，是哈彻教授在“炉边谈话”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不断教导我的。我的硕博论文聚焦于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的剑桥郡一隅，虽是一个较为具体的题目，但在他的影响下，却承载了剑桥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厚重脉络。
这一传统的奠基者，是波斯坦（M. M. Postan，1899—1981年）。他也是我们在面谈中提及最多的前辈学者，尽管彼时他已去世多年。波斯坦曾任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是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其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主编八卷本《剑桥欧洲经济史》。哈彻教授则是这一传统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他虽未曾直接受教于波斯坦，但波斯坦对他极为赏识，曾亲临其博士论文答辩现场，视他为自己的学生，并多有提携。哈彻教授在剑桥执教期间，不仅继承了波斯坦的研究方向，更将其发扬光大。他所培养的学生——马克·贝利（Mark Bailey，现任东盎格利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现任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授）、亚历山德拉·萨波兹尼克（Alexandra Sapoznik，现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也延续了这一学术脉络。
波斯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译本
具体到我的研究，这一传承最重要的体现，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突破了传统解释的框架。传统研究通常将1381年起义归因于领主阶级对农民的过度压榨，尤其强调农奴制对底层民众的束缚。然而，这一解释过于宽泛，未能凸显本次起义的特殊性，尤其夸大了农奴制的作用。
这一思路的端倪，早在波斯坦那里便已显现。他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曾简要论及起义，指出两点事实：其一，起义前约三十年，农奴制已开始衰落，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因此该起义并非出于极端贫困或残酷盘剥；其二，起义主要发生于英国东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那里的农奴制传统反而较弱。
哈彻与贝利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论证，相关观点集中体现在《中世纪的模型》一书对农奴制作用的解析中。一方面，英国农奴制的传统根基本就较为薄弱，其对民众的实际约束力有限；另一方面，黑死病之后，农奴制加速衰落，领主对农民的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因此，他们认为，农奴制与1381年起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联，亟待重新审视与评估。
哈彻与贝利合著的《中世纪的模型》中译本
我的研究则聚焦于剑桥郡一地，通过个案研究进一步佐证上述特征。剑桥郡农奴制传统相对较强，但该地区农民集中攻击的对象并非其领主，而是中央或地方官员，由此可见农奴制的作用确实有限。
然而，传承绝非固步自封，这一点在哈彻教授对待波斯坦的态度上尤为明显。他虽坦言深受波斯坦影响，却从未甘作其学说的忠实门徒。他虽重视人口因素的宏观作用，但对波斯坦关于黑死病肇因及此后人口走向的判断持有异议。在其力作《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中，他独辟蹊径，以微观视角细腻描绘14世纪中叶黑死病对乡村的冲击；该书还打破传统历史写作的藩篱，巧妙融入小说的虚构笔法，令人耳目一新。
哈彻所著的《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中译本
此外，哈彻教授在与我的沟通中，始终充分尊重我的观点，从不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讨论中，他常会坦率表达看法，随即又补充道：“不过，你可能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这种谦和与开放，令我深受教益。
学术传承不仅限于研究本身，也浸润于学术与生活的态度之中。在“炉边谈话”的间隙，哈彻教授时常谈起波斯坦的轶事，为略显枯燥的纯学术探讨增添了不少趣味。他会娓娓道来波斯坦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如何作为俄裔犹太人，早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为孟什维克，又如何在十月革命后被迫背井离乡，迁居英国；如何在伦敦经济学院追随著名女性中世纪学者艾琳·鲍尔完成博士学业，而后在导师的帮助下转赴剑桥任教；后来如何与鲍尔教授结婚，在鲍尔去世后又与一位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士再婚；以及他如何热爱学术社交，时常组织同行聚会。在哈彻教授的讲述中，波斯坦不仅是一位潜心史学的学者，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温度的人。
而哈彻教授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早年的求学生涯同样布满坎坷。他出生于二战正酣的1942年，家境普通，父亲是伦敦伊斯灵顿区的一名工人。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本计划考取大学，然而在他十九岁生日那天，父亲骤然离世，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谋生。他曾在多家公司担任销售员，却始终未曾放弃求学志向，终于等来机会——伦敦经济学院开设夜校本科项目，他成功申请，攻读经济学。他极为珍惜这次机会，在工作之余刻苦攻读，最终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随后，他在伦敦大学完成中世纪英国经济史方向的博士论文，由此正式踏上史学研究之路。1967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在肯特大学任教，1976年转入剑桥大学，1995年获评教授，之后又当选为不列颠学院院士。
哈彻与波斯坦，不仅早年坎坷的求学经历极为类似，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近。哈彻教授喜欢讲幽默段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讲到波斯坦也酷爱说笑——据说波斯坦有一次当众发言，将历史研究比作大象性交，措辞颇为不雅。哈彻随即点评，那个笑话其实并不好笑，讲述者还带着外国口音，而且场合也不适宜，令在场听众愕然。说到此处，哈彻教授突然放声大笑，笑声洪亮，回荡在整间办公室里。其实，他本人的讲述也谈不上精妙，全无铺陈技巧，然而那突如其来且震耳欲聋的笑声，却带着一股奇特的感染力，让我分明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他们二人独具个性的幽默感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在他的熏陶之下，我似乎也学到了几分幽默感。工作与生活不易，我喜欢跟家人朋友讲段子、开玩笑，权当忙碌人生中的调味剂。当然，不少听众会点评说，我的许多笑话不是老掉牙就是太冷，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但我依然乐此不疲——自己感到愉悦，且对他人也无害，何乐而不为呢？
三、争鸣
敢于争鸣，是哈彻教授给予我的又一个关键教诲。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往往意味着挑战旧说、批判成见。他看似一位温文尔雅的英伦绅士，待人温和有礼，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勇于争鸣、不惧论辩，这是他作为顶尖学者的另一面。
早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他便已展现了争鸣者的锋芒，参与了那场著名的“过渡问题”大讨论，亦称“布伦纳争论”。这场讨论的核心，关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于1976年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布伦纳强调阶级结构的重要性，同时对波斯坦的人口解释模式提出尖锐批评。两年后，波斯坦与哈彻合著的论文《封建社会的人口与阶级关系》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该文立场鲜明，主张人口与阶级关系同样不可或缺，并指出布伦纳过分强调社会关系与农奴制，观点有所偏颇。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学术讨论汇聚了欧美多国知名学者，而哈彻是其中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那篇代表性论文发表时，他年仅三十六岁。
他曾在我们面谈时提及这篇合著之作。他坦承波斯坦的鼎力支持，但随即补充说，写作过程并不愉快。由于是二人合作，部分具体观点并未完全统一，有些论证也不够严谨，行文风格甚至略显突兀。之后，他又说道：“我在《过去与现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比任何人都多。”言语之间，嘴角不禁泛起得意的微笑，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这一成就确实值得自豪。《过去与现在》是英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刊物之一，其特色之一便是鼓励学术争鸣，乐于刊登观点鲜明的学术论文。哈彻教授在该刊物上累计发表了七篇学术论文，创下最高纪录——除与波斯坦合著的一篇外，其余皆为独立署名。这些论文主题各异，横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而观点鲜明则是它们共同的底色。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24年，彼时他已年届八十二岁，很可能也创下了该刊作者的最高年龄纪录。
他不畏争鸣，也在我的研究中给予了诸多引导。例如，我的博士论文以剑桥郡1381年起义为对象，其创新点之一便是修正传统阐释，而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某些学者的研究提出批评。在他的引导下，我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等一批代表性学者。这些学者大多出自伯明翰大学或与之渊源深厚，因而常被学界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深受马克思学说影响，侧重于研究社会关系，对1381年起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尤其强调农奴制的影响。他们所构建的解释体系颇具特色，并具有学术价值，影响深远，堪称该起义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该学说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教条化问题，若干论述存有漏洞，因此成为我研究中需要挑战或修正的对象。
然而，在究竟如何批评“伯明翰学派”这一问题上，我与哈彻教授之间却产生了不小的碰撞。对他而言，严厉批判似乎顺理成章——他所承继的剑桥研究传统，本就与伯明翰学派传统形成激烈竞争。况且，“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戴尔与哈彻年龄相仿，研究能力极强，二人在学术上可谓毕生较量的对手。我们面谈时，哈彻教授时常谈论戴尔的论著与观点，但更多是批评之辞。记得有一次，他谈到戴尔的一篇论文存在明显的硬伤与漏洞，嘴角不禁浮现一丝得意的微笑。因此，他鼓励我对该学派的观点展开有力批判。
然而，我起初却不太接受这一倾向。首先，我对伯明翰学派一直心存好感。早年在武大读书时，我便开始涉足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着手研究1381年英国起义，而希尔顿与戴尔的论著正是我最核心的参考读物。加之该学派深受马克思学说影响，研究颇具理论解释力，我们中国学者读起来倍感亲切。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早在2010年便出版了中文译本，在国内英国史学界广受好评。即便到了英国，我也时常研读伯明翰学派学者的论著，颇有启发。此外，我曾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聆听戴尔的报告。他口才极佳，能将枯燥的学术内容讲述得引人入胜，令人沉浸其中。一次学术活动之后，组织方邀请大家去酒吧小聚，我亦有机会与他聊天。他耐心听我介绍自己的研究，并给予鼓励，并未因与我导师之间的学术分歧而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在我眼中，他是一位自信而有趣的大学者。因此，我曾一度不愿对“伯明翰学派”提出批评，甚至考虑完全避开正面交锋。
戴尔所著的《转型的时代》一书中译本
因此，我与哈彻教授就此问题反复探讨，几经拉扯，最终各退一步，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伯明翰学派”对于1381年起义的阐释确实存在漏洞，因而必须指出，以凸显我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该学派对起义及其他相关议题的开创性贡献，亦应予以充分承认。
即便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判态度，争鸣终究是争鸣，难免会带来某些代价。2016年，我在剑桥参加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学术年会，并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由哈彻教授主持，戴尔教授亦在座。我发言结束后，进入交流环节，戴尔教授率先对我的研究做出点评。一方面，他肯定了我对剑桥郡起义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指出该地区的起义确实呈现出与整体面貌不同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又表示，该研究尚不足以挑战学界对这场起义的整体看法——即“伯明翰学派”的阐释框架。我随后发言回应，对其点评表达了少许不同意见。当时，场面一度颇为尴尬。报告环节结束后，戴尔教授随即离席而去。
类似的尴尬场面，还出现在另一位著名学者身上——剑桥的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此人研究兴趣广泛，亦涉足历史问题，出版过多部历史著作，其中《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尤为著名。我在出国前便已读过该书，颇受启发，因而对他极为敬佩。到剑桥后，经一位曾跟随他读博的中国学姐引荐，我有幸与他见面，内心颇为激动。他问及我的导师，我骄傲地回答是历史系的哈彻教授，他却只是简短地说：“哦，我认识他。”当时我甚感不解。后来有一次与哈彻教授面谈时，我兴致勃勃地提及这段经历，他却沉默不语，令我更感蹊跷。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哈彻教授为《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所写的一篇书评，措辞极为严厉，近乎完全否定。结尾处火力全开，近乎斥责地写道：“尽管本书极具可读性且发人深省，本评论者却仍感遗憾。众多颇具前景的探究与思考，在本书中竟被夸大之辞所遮蔽，或因论辩需要而偏离方向。一些读者可能被其中的一丝反传统气息所吸引，但恐怕最终会发现自己被焚烧稻草后冒出的滚滚浓烟所吞没。”先前的疑惑至此豁然开朗。哈彻教授坚守历史学本位，对麦克法兰教授这类社会人类学者贸然闯入历史学领域颇为反感，因而出语犀利。此后，我又与麦克法兰教授多次会面，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过有一次，他却主动谈起哈彻教授，说道：“我知道你的导师批评过我，但他是位优秀的学者，我已经原谅他了。”说罢哈哈大笑。这又是一位自信而有趣的大学者。
麦克法兰所著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译本
如今想来，这些经历虽然夹杂着尴尬，却恰恰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竞争与争鸣。哈彻与戴尔、麦克法兰皆为学术大家，他们之间高水平的学术交锋，对于学术本身而言大有裨益。一方面，因为竞争，他们在研究中更有动力，不断贡献出高水平且富有个性的成果。在学术界，几乎每一位卓越的学者都离不开优秀的对手，因为旗鼓相当的对手能催人奋进。另一方面，这类“百花争鸣”的生动场景，对读者和旁观者更是一种福祉——不仅构成了学界的趣闻佳话，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观察与研究视角。剑桥乃至英国那种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至今仍令我深深怀念。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在我心中，哈彻教授堪称一位完美的导师——不仅学问精深，而且对我这个远道而来、出身平凡的异国学子倾囊相授，为我传道解惑，更引领我一步步走上史学的专业道路。
2016年初，我从剑桥毕业回国工作。此后虽数次重返英国，却仅与他见过两面，且交谈极为简短，平日里我们更多以邮件往来。今年6月20日，剑桥的朋友来信告知，他已于一周前辞世。呜呼！斯人已逝，音容不再，只余往日美好的记忆长存心底。恍惚之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剑桥基督圣体学院，耳畔再度响起小教堂悠扬的管风琴声，眼前又浮现庭院里翠绿如茵的草坪，还有那间古韵盎然的办公室——“炉边谈话”的记忆片段不断在脑海中闪现，我的眼眶不禁渐渐模糊，而心中，却油然而生阵阵暖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许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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