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张银行卡拍在柜台上，声音有点发颤：“注销。”
十年了。于玉莹借走五十万之后，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手机号是空号，老家房子拆迁，亲戚说她出去打工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不打算再找了，也不打算再恨了。我认了。
柜台的玻璃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圆脸，扎着马尾辫。她低头刷了一下卡，然后又刷了一下，眉头皱起来了。
“先生，您这张卡”她抬起头，“一直在进账，每个月都有，十年没断过。”
我愣了一下：“不可能。”
她把电脑屏幕转过来：“您看，每月10号，多则三千，少则八百。”
我盯着屏幕，脑袋嗡嗡的。她声音顿了一下，手指点在屏幕下方：“转账留言，您要看吗？”
她推过来一张纸，我低头看见那行字，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
“老乔，天凉了，别忘了穿袜子。”
那是玉华还活着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念叨的话。
01
我是乔建民，今年五十五岁，白奉机械厂退休工人。
厂子效益不好，我四十九岁那年就办了内退，在家窝了两年，又托人在城南的一个汽配厂找了份门卫的活儿，一个月挣两千八。
两千八够干什么？
买菜买米，交水电费，再给女儿买两件像样的衣裳。
女儿乔小雨那时候刚上大二，学的是音乐教育，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得两万出头。
我白天看大门，晚上去学校门口摆摊卖烤红薯，一个冬天下来，能多攒八千块。
这些钱，我都是背着女儿挣的。她妈走得早，我不想让她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
玉华是我的妻子，在镇上中学教语文。
她性子软，说话声音也软，天大的事到她嘴里都是“不急，慢慢来”。
我们结婚那会儿穷，连个像样的彩礼都没给，她就带了一床被子嫁过来。
婚后第二年生了小雨，她一边上课一边带娃，苦了半辈子，好不容易熬到闺女考上了大学，她查出尿毒症。
消息是2013年秋天知道的。
那天她下班回家，脸色不好看，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着凉了，有点累。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了人民医院，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化验单，坐在床沿上半天没说话。
我问她什么病，她把单子递给我，上面写着肾功能衰竭。
我记得当时窗外桂花树正开着花，气味甜得发腻，我坐在她旁边，看着那张纸，字都认识，合在一起却不理解了。
后来的事，我至今不敢细想。
住院、透析、医生说要做肾移植，费用至少六十万。
那两年我带着她跑遍了省里的医院，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也只凑了不到十万块。
她头发一把一把地掉，瘦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亮着，亮得让人心疼。
2014年年初，于玉莹出现了。
她是玉华的表妹，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玉莹早年丧夫，一个人带着儿子小海过日子。
那天她红肿着眼来我家，进门就跪下了，说她儿子小海确诊了白血病，骨髓配型成功，手术费差五十万，实在没有别的路了。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拒绝。
五十万，我拿什么借她？
家里就剩小雨的学费和我给玉华攒的救命钱，拢共不到八万块。
可玉华坐在旁边，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着掉着她就开了口：“建民，把那笔钱给她吧。”
那笔钱，是玉华病前存下的定期，六万块，留着给小雨念大学的。我没说话，进里屋翻出存折，搁在桌上，又添了家里最后两万现金。
玉莹哭着又跪下了，说这个钱一定会还，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十年，砸锅卖铁也要还上。
玉华把她拉起来，说：“先救孩子，钱的事往后说。”
那年三月，小海手术成功，于玉莹千恩万谢地走了。
六月，玉华病情加重，医生催她做移植，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连三个抽屉底下的硬币都掏出来了，也就两万多块，离那个数字还差得远。
七月中旬，玉华说要回趟娘家。
我没拦着，让她去了。
她走那天穿着我喜欢的那件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着跟我说：“建民，我去看看我妈，两天就回来。”
她没回来。
第三天，派出所打电话来，说白奉江下游河滩上发现一只鞋和一件碎花衬衫，用石头压着一封遗书。
遗书写得很短：建民，对不起。
钱没了，病治不好了，你们爷俩好好过日子。
我赶到派出所，认了那只鞋。那是她去年生日我给她买的，三十六码，黑色平底，鞋底磨得发白。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只剩下两件事：供女儿念书，找于玉莹要债。
02
银行大厅里冷气开得足，我打了个激灵，手里的流水单差一点掉在地上。
“先生，您没事吧？”柜员罗梦婷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
我摇摇头，把那张纸重新拿稳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
2014年8月10日，入账五百元，附言：“小雨的学费，你别急，我攒着。”
2014年9月10日，入账三百二十元，附言：“入秋了，给小雨买条秋裤，她的旧的那条膝盖磨破了。”
2014年10月10日，入账一千元，附言：“老乔，你裤腰带该换了，我看见你系的那根破绳子了。”
我的眼睛开始模糊。十年前的事，一笔一笔，被人写在纸上，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那会儿小雨确实缺一条秋裤，我给她买了一条二十块钱的，她嫌不好看，一直没穿。
裤腰带我也是真系了好几年，那根绳子是从化肥袋子上扯下来的，磨得起了毛，我只当没看见。
这些事，除了玉华，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可她已经死了啊。
我翻到第二张流水单，2015年那几页，入账金额比上一年多了一些。
有一笔三千元的入账，附言写的是：“小雨要考研了？别让她有太大压力，她睡不好，老翻来覆去的。”
我看着那张纸，突然觉得不对。
小雨考研，那是2015年年底才有的事，我都是那一年十一月份才听她说的，还没同意。
玉华写这些留言的时候早就不在了，她怎么知道小雨考研的事？
总不能是算命的吧。
罗梦婷看我发愣，小声道：“先生，这笔入账资金来源是一个叫‘恩华基金’的账户。您认识吗？”
恩华基金。我没听说过。
“这个基金账户从2014年8月开始，每个月固定向您这张卡打入款项，总额合计已经超过五十五万了。”
五十五万。
我的心猛跳了一下，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五十万，那笔借给于玉莹的五十万，不是还回来了吗？
不对，她人呢？
她要是还了钱，为什么不跟我联系？
罗梦婷还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我拿着流水单走到大厅的椅子上坐下，屁股一沉，像坐了十年那么长的凳子。
我翻出手机，拨女儿的号码，响了很久，她才接。
“喂，爸？”小雨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
“小雨，咱家那张卡”我喉咙发紧，“你妈好像给我留了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小雨小声说：“爸，你别查了，行吗？就当那些钱是你自己挣的，花就完了。”
“你什么意思？”
“没，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怕你查了更难过。”
她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这些年来，每次我骂于玉莹，骂她是骗子、是吸血鬼、是害死你妈的凶手，小雨都从来不接话，既不附和，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
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伤心，现在想想，不太对劲。
于玉莹借了钱，人还在，可这笔钱每个月都在还，她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小雨为什么好像知道些什么，却死活不肯吐口？
我把流水单折好，揣进上衣口袋里，起身又走到了柜台前。
“姑娘，麻烦你，帮我查个人。”我顿了顿，“她叫于玉莹，我想知道，她到底在哪儿。”
03
于玉莹的老家在青石镇王家坳，离我们县城有八十多公里山路。
我上一次去是她儿子小海做手术那年，这次去，村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半截土墙立在一片瓦砾中间，上面的白色拆字已经晒得发黄。
我在村口遇见一个晒玉米粒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佝偻着背，问我找谁。
我说找于玉莹。
老太太手里的簸箕停了一下，抬头打量我：“你是她什么人？”
“表姐夫。”
“她早搬走啦，去城里打工了。她姑姑还在，住在镇上的安置小区，你去找她姑姑问问吧。”
我赶到镇上，在一栋灰扑扑的老楼里找到了于玉莹的姑姑，一个叫于秀芬的女人，六十五岁，头发花白，穿着件旧棉袄，见了我，第一句话是：“你就是老乔？”我点头。
她没让我进屋，让我站在门口，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递到我手里：“这是莹莹走的时候留下的，说要是有人来找她，就把这个给人家。”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沓汇款单，码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
我翻看最上面那张，汇款人是于玉莹，收款人是我的名字，金额八百，汇款的附言栏里，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那字迹，我化成灰都认得，是玉华的字。
“小雨期末考了第三名，拿了奖状。”
我的手指头开始发抖。
又翻一张，金额一千二，附言：“老乔，你风湿又犯了吧，雨天膝盖疼就别去摆摊了。”
再翻一张，金额六百，附言：“冬至了，给小雨包顿饺子吧，她爱吃韭菜鸡蛋馅的。”
我一连翻了十几张，每一张的附言都是玉华的字，每一句话都像一个看不见的人站在我面前，絮絮叨叨地叮嘱过日子。
不对，玉华已经死了，遗体都没找回来，只有一只鞋和一张遗书。这些字是谁写的？
于秀芬站在门里，看着我的表情，叹了口气：“你没去过派出所？”我说去过。
她又问：“那你查过案卷没有？”我摇头。
她说：“你回去好好查一查。当年你媳妇那个事情，有东西，你可能不知道。”
我问她什么东西，她又不说了，只说：“你去查吧。查完了，你再决定要不要恨莹莹。”
我站在那栋老楼的楼下，太阳晒在脸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铁盒里那几十张汇款单，攥在手里，像一捧烧红的炭。
回县城的班车在山路上颠簸，我坐在最后一排，把汇款单一张一张摊在膝盖上，翻来覆去地看。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附言里的日期，和汇款单上打出的日期，总是不一致的。
比如有一张汇款单，打出日期是2016年11月8日，附言里写的却是“小雨考上研究生了，替她高兴，但以后你腰不好，别背她上下楼了，让她自己走”。
小雨是2016年9月收到录取通知书的，11月才定下来去不去，我当时还跟她吵了一架，嫌她报得太远。
玉华要写这句话，得是我跟小雨吵架以后的事。
可她2014年就走了啊。
这不对劲。
04
白奉区公安分局的户籍大厅，我来过三次，前两次是办丧事手续，这一次是为了调档案。
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民警，姓魏，戴个眼镜，说话挺和气。
他听我说要查林玉华当年的落水案卷，愣了愣，翻了半天系统，最终打印出来三页纸。
“2014年7月19日的警情记录，你妻子林玉华在白奉江下游的河滩边，被人发现遗物及遗书一封，经你辨认，确认遗物属于你妻子。后来组织力量沿江进行了搜索，但”
他停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这几个字，他好像怕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就是说，遗体一直没有找到，案子挂的是‘疑似落水，失踪待查’。”
“那你们当时怎么跟我说的？”我问。
民警露出为难的表情：“当时的流程就是这样，先生。死者家属对遗物和遗书进行了辨认，确认是本人的，办案机关可以推定死亡。加上您也一直没有申请调查，这个案子就”
“就挂了？”我的声音大了一点，嗓子里像有东西堵着。他点点头。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玉华被找到了。
警方的说法是“确认死亡，发放死亡证明”，我签过字的。
我那时候人都是蒙的，一张接一张的表格递过来，我没细看，别人让我签哪儿我就签哪儿。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表格上印的是什么“失踪人口状态确认”
“推定死亡告知书”，我统统没看清楚。
我重新坐回到民警对面，让他把完整档案调出来给我看。
档案里有一页现场调查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报告描述，在现场河滩的石头缝隙里，发现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白色东西，初步判断是“类似纽扣的陶瓷片”，当时认定为衣物饰品，没有作为物证保留。
陶瓷片，碎花衬衫上有三颗陶瓷纽扣，我当时在殡仪馆还专门问过，他们说落水后衣物不完整，没找到扣子。
就在报告旁边，有一行钢笔写的补充说明，很小，很淡，像是当时办案人员随手写下的：“河边还有一条上岸的水痕，宽度约十五厘米，不排除有拖拽痕迹。”
拖拽痕迹。
我当时要是看到了这一行字，我绝对要去问清楚：什么拖拽？谁拖拽？玉华是自己跳下去的，怎么会有人拖拽她？
可我没有看到。
我签完字就走了，把那些表格交给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买了墓地，刻了碑，办了一场空葬礼。
这世上，有几个人会怀疑一座坟是空的？
我走出派出所大门，太阳白花花地晃眼。我站在台阶上，拨通了小雨的电话。
她接起来，声音低低的：“爸，怎么了？”
我开门见山：“你告诉我，你妈到底还在不在世上？”
电话那边安静了好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了抽泣声。小雨没说话，但她的抽泣声，比任何回答都清楚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攥紧了手机，“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还是没有说话，电话挂断了。
我蹲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把脸埋在膝盖里，石阶被太阳晒得发烫，烫得我脸皮子疼。口袋里那沓汇款单硌着我的胸口，像一根根针扎在肉上。
我在马路边蹲了不知道多久。
太阳落山了，路灯亮起来了，路上的行人路过我会看我几眼，我都懒得抬头。
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玉华还活着，玉华还活着，他们都在骗我。
可这十年我给她的坟头烧了那么多纸，她要是真的还活着，为什么不回来？
她要是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
除非她不想让我知道。除非她没办法回来。
我慢慢站起来，脚蹲麻了，扶着电线杆缓了半天，站直了。
掏出手机，翻出银行打来的那条短信：一笔五万元境外汇款到账，汇款人署名“于念恩”。
于念恩，念恩，想念恩人。那是于玉莹。
她改名了。她出国了。玉华的事，她一定知道内情。
我拨通了火车站售票处的电话：“明早去广州的票，有吗？”
05
广州到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城市。
出站口人山人海，我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银行给的那笔境外汇款的地址信息，新西兰，奥克兰，一个叫“北方饺子馆”的店名。
我没去过外国。我连省都没怎么出去过，最远就是年轻时去武汉打了一年工。五十多岁的人了，办护照，学坐飞机，头一回感觉那么无助。
我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满大街的招牌和车流，头一回觉得，这世界太大，我一个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风一吹就散了。
但我还是走到了出入境管理局，递了申请表，拍了照，交了钱。工作人员告诉我，加急的五个工作日能拿。
我坐在办事大厅外头的长椅上，半张着嘴，像一条脱了水的鱼。旁边坐着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递了根烟过来：“哥，办出国手续？”
我接过烟，说了声谢谢。他问我出去干嘛，我愣住了，想了半天，我说了一句：“找我女人。”
他没再问。烟雾从我指缝里散开，飘到头顶，我就着那口烟劲儿，把眼前的路想了一遍。
护照下来那天，我回了趟家，翻出存折和现金，凑了整整三万块钱。
又从衣柜底下翻出一件玉华以前织的毛背心，她已经走了十年，背心还收得好好的，樟脑丸的味道很浓。
我把它塞进背包里，像把一个人带在身上似的，出了门。
村子口那棵桂花树正开得猛，香味浓得呛人，我路过时没敢看，怕看一眼就想哭。
第一次坐飞机，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空姐说“起飞”，我攥着扶手把眼睛闭上，手心全是汗。
邻座是个年轻姑娘，看我那样子，笑着递了颗薄荷糖：“叔，别紧张，一会儿就到了，跟坐火车差不多。”
我说我不紧张，我就是有点怕，怕落地以后，找不到想找的人。
她问我去找谁，我说找我连襟，一个欠了我五十万的人，顺便找找我媳妇儿。
她大概以为我疯了，笑了笑，没接话，转头看向窗外。
十二个多小时后，飞机落地。
走出奥克兰机场的时候，天上下着小雨，我把外套拉链拉上，背着包走在陌生的街道上。
街边的房子都是矮矮的木头房子，路牌上的字我认识几个，剩下的全靠手机翻译。
我找到那家“北方饺子馆”的时候，已经是在新西兰的第三天。
饺子馆的老板是个东北人，姓刘，四十来岁，胖乎乎的，见我站在门口张望，就迎出来问我吃什么。
我问他：“你认识一个姓于的厨师吗？叫于玉莹，改过名字，现在叫于念恩。”
老刘脸上的笑收了一半，上下打量我：“你是她什么人？”
“她表姐夫。”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她上个月已经走了，回中国去了。带了一个坐轮椅的女人一起走的。”
“坐轮椅的女人？”我的心跳得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老刘想了想：“四十六七的样子，瘦，短发，脸挺白，不怎么说话。老于叫她‘姐’。”
我从背包里掏出手机，翻出玉华最后一张照片递给老刘看。
那是2013年她过生日时拍的，穿着那件碎花衬衫，站在家门口的桂花树下面，笑得很轻。
老刘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又看了我一眼：“就是她。”
老刘说，于玉莹在这里打了三年工，省吃俭用，每天打两份工，白天在饺子馆揉面，晚上去华人超市收银。
她带着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每天下班回来，先给轮椅上的女人擦身子、按摩腿。
老刘有一回好奇问了一句，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欠她的，还一辈子也不够。”
老刘给那个女人煮过几次饺子，说那女人不吃肉馅的，只吃韭菜鸡蛋的。
玉华也不吃肉馅的，她吃了会反胃，一辈子都这样。
我站在那家饺子馆门口，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眼眶发酸。我问他：“她说没说回去哪里？”
老刘说：“湖南，说是找一个叫白奉的地方。”
我腿一软，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白奉，就是我家。
她回去了，她带着玉华回白奉了。
我当晚订了回国的机票。
06
回程的飞机上，我第一次觉得十个小时太长了。长到我把这辈子的事都回味了一遍，从结婚那天到一个星期前，每一幕都清清楚楚地在我脑子里过。
我在想，玉华是怎么被救起来的。
我在想她为什么没有回家。
我在想她坐轮椅，说明她的腿不好，可她当年走的时候还能站着笑。
一个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从一个能站的人变成坐轮椅的？
我想不下去。每想深一层，心里就像被钝器砸了一下。
飞机落地，我一边开机一边往外跑，到机场大厅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湘西。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于玉莹的声音。
“建民哥，你在哪儿？”
她叫我“建民哥”，亲亲热热的，跟十年前一样。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我得沉住气。
“我这个，我刚从外地回来，”我说，“在广州打工那家厂子，差不多了，准备回老家。”
“你回来就好，”她的声音平静得异常，“哥，你有空来一趟湘西吗？我在这儿的一家疗养院，帮我照顾一个姐姐。她身体不好，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什么姐姐？”
“你来了就知道了。”
她说了一个地址，就挂了。我站在机场大厅中央，举着手机，那头的忙音像一条线，从湘西一直扯到我胸口。
我打开手机地图，那个疗养院在白奉市区南郊，离我们家，不到三十公里。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这十年，于玉莹可能一直都在附近，从来没走远。
她跑到新西兰去打工，却把我的妻子，那个病着的、坐着轮椅的女人，放在了离我三十公里的地方。
她到底在干嘛？她不敢让我看见玉华，是因为怕我恨她？还是因为，她怕我知道真相以后，更恨她？
我坐在机场的连椅上，整整坐了一个钟头才站起来，打了辆车，报了疗养院的地址。
我到了那家疗养院，大门口种着一排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
于玉莹在大门边上站着，穿一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剪得短短的，沧桑了许多，却还能认出当年的轮廓。
她看到我，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张了张嘴，声音发涩：“建民哥，你瘦多了。”
“你也老了。”
她苦笑着侧过身：“走吧，她住在二楼，靠窗的那间。”
我没问她是谁。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走廊不长，二十来步，地上铺着淡绿色的防滑垫，脚踩上去软软的，有种踩空的感觉。
走到二楼尽头，她在一扇半掩的房门前停住，转过身看着我：“建民哥，你有个心理准备，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点点头。
于玉莹推开房门。
屋里光线很淡，窗帘拉了一半，靠窗的位置放着一把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人。
她背对着门口，面向窗外，一头短短的头发，白了大半，身形很薄，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力气。
我走进去。
她应该是听到了脚步声，偏了一下头，但没有转过来。
我站在她身后三步远的地方，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不敢开口，不敢叫名字，怕一开口，她就不见了。
轮椅里的人慢慢回过头来。
她瘦了好多，颧骨高高的，皮肤苍白得没有血色，整个人缩在衣服里，像是缩了一半。
只有那双眼睛，安安静静的，亮着一点光，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看着那双眼睛，十年来的恨，十年来的怨，十年的日日夜夜，全部堵在喉咙口。
我蹲下来，蹲在她面前，伸出手，碰了她腿上盖着的那条薄毯子，毯子下面空荡荡的，没有知觉。
我说：“玉华，是我。”
她的嘴动了动，很久很久之后，才从嗓子里挤出来一句话：“建民，你怎么来了？”
我一把攥住她的手，那双手冰凉，指尖瘦得能看见骨头。我说：“你在这儿坐着干啥？我接你回家。”
她的眼泪落下来，无声的，顺着脸颊往下淌。
“建民，我回不去了。”她说，“我这腿，废了。”
07
那天下午，于玉莹坐在疗养院楼下的长椅上，断断续续地讲了两个小时。
2014年7月19日，玉华确实跳了江。
她跳下去的时候，河水已经涨到了膝盖那么深，但没有到底，漩涡把她卷了一阵，她奋力挣扎，挣扎着抓住了岸边的芦苇根，用尽最后的力气爬上来。
爬到岸边，她就晕了过去。
等到她醒来，已经被一个路过的养蜂人带到了附近村里。
她发了高烧，昏迷了三天，被送到湘西州医院。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她的尿毒症已经到了晚期，加上落水受寒，肾功能彻底衰竭，必须马上透析。
透析了半年，她的右腿因为长期供血不足，出现了坏死。
医生说不截肢会感染，会没命。
她同意截肢，在手术麻醉之前，她拉着于玉莹的手，反反复复交代了三个条件。
第一，不许告诉乔建民。
她不想让我看到一个没了腿的女人，怕我伺候她一辈子。
第二，钱的事，她早就等于玉莹去打那五十万了。
她让玉莹按月往我银行卡里打钱，打了够数为止，够数了要是还活着，再说。
第三，她让玉莹改名，叫“念恩”，念的是乔家人的恩情。
那五十万，说是“借”，实际上从一开始玉华就定好了，那不是借，那是玉华给我和小雨留的保命钱。
她知道我这个人犟，认死理，不会花家里的积蓄。
她怕我她把病退了，家里没钱，两个人都等着饿死。
她让小海的事做引子，让我把钱掏出来，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动用那笔存款。
于玉莹说着说着，也哭了出来：“建民哥，我儿子小海这些年一直想见见你，他说等他还清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磕头。”
我蹲在那棵冬青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被风吹散了，落在裤腿上。我没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恨了十年的那个女人，是我妻子自己安排的。
我以为她被人骗了钱丢进长江，结果她的死亡，亲女儿知道，表妹知道，连银行的流水单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
我蹲了很久，才问了一句：“那她这次回来，为什么？”
于玉莹擦了把眼泪：“医生说，她身体状况不行了，肾移植手术拖了太多年，现在等不到合适的肾源，可能最多一年的时间。”
“一年？”
“嗯。”
我的手指头抖得厉害，烟头差点掉到地上。我站起来，往楼上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问她：“她能坐车吗？”
“你干嘛？”
“我带她回家。”我说，“她还有一年，就一年，这一年，我不让她一个人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租了一辆面包车，在疗养院护士的帮忙下，把玉华抱上了车。
她比我想象中轻多了，瘦得身上的骨头硌着我的胳膊，像抱着一个孩子。
她坐在后排座位上，歪着头看着我，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看了很久以后，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建民，你别对我太好了，我受不了。”
我说：“你生是我的人，死了是我的鬼，我总不能让你做野鬼。”
车沿着白奉江一路向南开，山上的桂花树一棵接一棵，叶子哗啦啦地响着。
她靠在后座，闭着眼睛，风吹起她耳边的碎发，露出头皮上几道疤痕。
我看见了，没问。
但我攥紧了方向盘，我媳妇在外面受的这些苦，总要有人还回来。
08
回到老屋那天，是个晴天。
桂花树还在，比十年前高了不少，枝杈伸得比屋檐还高，满树的叶子油绿油绿的。
门口那把竹椅还在，是我爹留下的，风吹日晒了十年，竹子裂了好几道口子，但还是立在那里。
我把车子停在门口，先下车开门，再把玉华从车上抱下来。她在我怀里，轻得像一片秋天的落叶，我抱着她走过门槛，走进堂屋。
堂屋里，那张老八仙桌还摆在原来的位置，上面落了一层灰。
桌上放着一个相框，是玉华十年前的遗像，黑白的，镶着黑边，摆在堂屋正中，正对着大门。
我进门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了那张照片。玉华也看见了。
她没有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笑了一声：“这照片拍得不好，嘴角歪了。”
我嗓子发堵，说不出话来。我就放下了她，把照片取下来，拿袖子擦了擦灰，收进抽屉里，放反了，盖住了。
小雨当天下午就到了家。
她推门进来，看见她妈妈坐在堂屋里，眼泪一下子就崩了，扑过去跪在玉华膝边，头埋在她妈妈的腿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了很久。
玉华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傻丫头，哭什么，妈又没死。”
小雨哭得更凶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娘俩，堂屋里的阳光黄黄地铺在水泥地上，桂花香从窗缝里飘进来，一屋子都是那股味道。
那是我这辈子闻过最好闻的桂花香，也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
回来的头一个星期，玉华恢复了一些精气神。
我每天早起给她熬粥，她爱吃小米粥，煮得稠一点，再配上咸菜丝和小半根油条。
她坐在堂屋里喝粥，阳光从门缝照进来，映在她碗沿上，一个金色的圈儿，我没来由地心里安稳了许多。
但到了第二周，她开始发烧。
先是不高，午后就退，我以为是着了凉。
到第三天晚上，烧到三十九度多，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
我连夜把她送到了县医院。
医生说，感染了，尿毒症的底子，再加上常年营养不良，免疫力几乎为零。她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我在病房外面守了三天三夜，于玉莹也来了，带了她的儿子小海。
小海已经长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年人，穿着校服，安安静静地站在他妈妈身后，看见我，眼泪差点掉下来，低低地叫了一声：“姨父。”
我的鼻子瞬间有点酸，算了，我跟一个孩子有什么好气的。我点了点头，没多说话。
第四天中午，玉华退烧了，人清醒过来。她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忽然说：“建民，我想回家住，不住院了。”
“不行，你还在发烧。”
“我不想在医院里待着。”她声音很轻，却透着一种固执，“我这一辈子，在医院待够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亮亮的，但亮得好像风一吹就要灭。
我说：“好，回家。”
办完出院手续已经是傍晚了，我抱着她上车，她窝在后座，靠在我肩膀上。
车开出医院大门时，她忽然说了一句话：“建民，下辈子，你别娶我了，我没用，这辈子净拖累你。”
我握住她的手：“下辈子的事，下辈子再说。”
09
回家之后，玉华的状况还算稳定。她每天最精神的时候是傍晚，坐在桂花树底下，看小雨弹琴。
小雨把家里的旧钢琴挪到了廊檐下，琴是老琴，音也不太准了，她每天傍晚弹一首曲子，有时候是《贝加尔湖畔》，有时候是《茉莉花》。
玉华就坐在轮椅上，闭上眼睛听，两只手指头跟着节奏轻轻敲着轮椅扶手，像是在弹另一架看不见的琴。
那一幕，我看了很多次，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湿了。
有一天傍晚，小雨弹完琴，进屋去倒水。玉华靠在轮椅上，忽然叫了我一声：“建民。”
我走过去。她看着我，目光很认真：“你的裤腰带，换了没有？”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低头，腰间，我还系着那根从化肥袋子上扯下来的旧绳子，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缘磨成一条条细丝。
我一直舍不得换，那是我用了十年的那根。
“换了，”我说，“早就换了。”
“骗人。”她低头看了一眼，“还是那根，我记得的。”
我站不住了，蹲下来，把裤腰带解下来，递到她面前：“你看看，是不是这根？”
她捏了捏绳子，没有松开，半天，她说了一句话：“建民，那笔钱，我本来是想让你花的。我想着你这个人，太省了，谁的话也不听，只有莹莹来借钱，你才会动那笔钱。我没想到你把钱借了，自己还是舍不得用。”
“我以为是给小雨和你的。”
“那你呢？”
我没说话。
她又问：“建民，这十年，你吃饱过饭吗？”
我抬起头，看着她，老半天没有答上来。
我确实没有。
不是没钱吃，是没那个心思吃，感觉自己配不上吃好的，因为我把自己媳妇的救命钱“借”出去了，我却没本事追回来。
“玉华，”我说，“钱的事，咱们不提了，行不行？你以前跟我说，人活一辈子，总有还不起的债，也有讨不回的账。我这辈子欠了你多少，你算过吗？”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没有说话。
那天夜里，我睡在堂屋的竹椅上，玉华睡里屋。半夜里，我听到里屋传来动静，起身走进去，看见她正在床头柜里翻什么东西。
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我那年留在家里的存折，你收哪儿了？”
我翻了半天，从一个旧饼干盒里找出那张存折。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几行字，是玉华当年写的，墨水褪得差不多了。
她打开存折，从封套夹层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建民，这个给你。”
我展开那张纸，上面是玉华的字。
那是一个清单，她离开前写的。
第一行：“小雨的羊毛衫，薄的那件，在衣柜第三格最底下，别跟深色衣服叠着放，会串色。”
第二行：“建民的风湿膏药，我买了三十贴，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记得贴膝盖，不要贴腰上。”
第三行：“老乔，你要是不恨莹莹，替我去看看小海。”
她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笔迹已经不太稳了，歪歪扭扭的：“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当我出了趟远门，别烧纸，我怕呛。”
我蹲在床边，拿着那张纸，手指头抖得厉害，一个字也读不下去。
她看着我，躺在枕头上，轻轻地说了句：“你看，我都记着呢。”
10
入秋之后，玉华的精神更好了些。我又请了几天假，带着她去了一趟小雨学校。
小雨调到镇上的中学教书了，教音乐，一个月三千二。
她租了间学校旁边的平房，屋后种了一排向日葵，正开着花，黄澄澄的一片，像一群孩子咧着嘴笑。
玉华坐在田埂上，看着小雨站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她教孩子们唱《送别》，手风琴拉得咿咿呀呀的，跑调了，但孩子们唱得认真。
玉华听着，忽然轻声跟我讲：“她小时候，也是这样，站在院子里唱，唱得不好听，但从来没停过。”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发现玉华的手，紧紧抓着轮椅扶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白。她肩膀也在轻轻颤抖，她在忍。
我知道她在忍什么，忍病痛，忍离别，忍着她觉得自己不该掉下来的眼泪。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我到处打听肾源，跑遍了省里几家大医院，登记了信息。
可我心里明白，她这个身体状况，就算找到了肾源，也未必能撑过手术。
她自己也明白。
她不提这件事，我也不提。
我们像两个心照不宣的人，互相瞒着对方，都假装明天还有很长。
于玉莹每个月都来两次，带着小海。
小海见到我，还是低着头，怯怯的。
有一次我蹲在门口修理那辆三轮车，他走过来，蹲在我旁边，默不作声地帮我递扳手。
递了十几个扳手以后，他开口了：“姨父，我妈说，您当年借的那笔钱，已经还清了。”
我手里的扳手顿了顿：“我知道。”
他低着头：“对不起。”
“你对不住我什么？”
小海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要不是您和姨，我早就死了。我知道您因为我妈的事，这十年过得苦，我”他哽住了。
我看了他一眼，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跪在泥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起来吧，你要是真觉得欠我的，就把你姨这两年照顾好。”
他吸了吸鼻子，重重地点头。
又过了半个月，玉华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喝一口水都要吐出来。
我把她接回家，安置在堂屋里，床挨着窗，窗外面就是那棵桂花树。
她躺在床上，侧着头，看着窗外那棵快掉光叶子的桂花树发呆。
有一天，她忽然说：“建民，那棵桂花树，又开花了。”
我说：“还早呢，得等九月。”
她说：“那一年，我来你家的时候，那棵树正开着花，房子还没翻修，又矮又小。你领我进门的时候，摘了一枝花，别在我头发上。你是不是忘了？”
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那话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
我老了，记性不好，记不住银行密码，记不住水电费怎么交，但我记得她那年穿着白衬衫，站在桂花树底下的样子。
风吹过来，满树的香味，她衬衫的衣襟被吹起来，露出里面黄色的背心。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沿，她握着我的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她忽然说：“建民，你翻一下枕头底下。”
我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毛线袜子，灰色的，织得歪歪扭扭，针脚这边松那边紧，一看就是新手织的。
她说：“我自己织的，还没织完就停工了。住院那阵子，我坐椅子上一天就织这么几针。后来手抖，织不了了。你看看，合适不？”
我把袜子套在脚上，大了一截，袜口松垮垮的。我起身走了两步，告诉她：“刚好。”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滑下来：“骗人。”
我也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那天夜里，玉华睡了一会儿，醒来，看我坐在床边打盹，轻轻说了一句：“建民，我想听你唱个歌。”
我五音不全，唱什么歌？可我问她：“你想听什么？”
她说：“就小时候你们村口放电影的那个，什么来着？”
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是《九九艳阳天》。我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唱了两句。
唱到第三句的时候，玉华睡着了，呼吸浅浅的，匀匀的。
我坐在那里，不敢动，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睡觉，一坐坐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煮好了粥，去叫她起床，她没有应。
我探了一下她的鼻息，又摸了摸她的额头，然后我慢慢地在她床沿坐下来，握着她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那根挂在她手腕上的红绳和银铃铛，系了十年，被我一张一张的汇款单换回来了，又被她还给了我，系在我的手腕上。
当天下午，我收拾房间，在旧衣柜的夹层里发现了一本牛皮封面的本子。翻开，第一页写着：“玉华走了以后，建民哥一定很孤单。我留下了他这个地址，每个月给他打钱，写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把钱取完了，他就知道了。”
最后一页，是于玉莹的字。
“建民哥，玉华姐临走前，让我把一句话捎给你：她说她这辈子，嫁给你，值了。”
我合上本子，看着窗外那棵桂花树。
叶子还绿着。等九月，它还会再开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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