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某次文人宴集上，酒过数巡，一位宾客忽然提笔写下：“一日为日，二日为昌，三日为晶。”席间顿时安静下来。看着只是几个数字和汉字的组合，真正要对出下联，却不是把字面意思照搬过去那么简单。
这类对联最难的地方，不在辞藻，而在汉字本身。上联将“一、二、三”逐层递进：一个“日”仍是日，两个“日”合成“昌”，三个“日”叠成“晶”。数字在增加，字形也在变化，读起来还要顺口，视觉上更要整齐。
有人当场想到“木、林、森”，觉得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似乎也能对应。可惜，这个答案看似工整，实际上只完成了字形模仿，没有真正避开上联的机关。
原因很简单。上联已经使用了连续的一、二、三，下联若再照用这组数字，便成了同题重复。对联讲究对应，也讲究变化，若只是换一组偏旁，骨架仍然原封不动，难免显得取巧。好的对句，不能只“对得上”，还要在构思上另开一路。
席间有人便劝那位迟迟不答的文人：“随便对一句，罚酒便是。”对方不服，只回了一句：“再给片刻。”过了一会儿，他写下传为佳话的下联：“七人是化，八人是仈，九人是仇。”
这三句之所以让人叫绝，关键在“七、八、九”与“人”字的配合。七、八、九避开了上联的一、二、三，又保持了数字递进；“化”“仈”“仇”则通过字形拆合，制造出由数字到汉字的变化。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仈”并非日常通行字，而是极少见的古文字或异体字写法。这样的字放在楹联、灯谜和酒令中，往往依靠书写形态来完成趣味，并不等同于现代汉字规范中的常用构形。因此，这副下联更适合看作民间流传的文字游戏，不能拿它当作严格的汉字造字规则。
“七人是化”同样不是现代字典意义上的简单拼合。“化”字左边像人形，右边又与数字七的古体、变体产生联想；“仈”可视作人与八的组合；“仇”则有“人”旁与“九”相合的视觉效果。它依靠的是古人对字形的灵活拆解，而非今天书写时必须遵守的部件标准。
有意思的是，这副对联真正高明的地方，还在于它没有追求上下联意思相同。上联写“日”字叠合，下联写“人”字相随；上联从一到三，下联从七到九；一边偏重重复，一边偏重组合。形式彼此照应，思路却没有原地打转。
对联能成为文人宴席上的游戏，与汉字结构密切相关。汉字既有形旁、声旁，也有会意、象形等层次。同一个字，拆开可以看部件，合起来又有完整意义。文人借此出题，既考察词语功底，也考察观察字形的耐心。
这种风气在古代相当普遍。宴饮、雅集、游园，甚至科举士子之间的交往，都可能出现即席出对。答不上来，罚酒只是玩笑；若能对出妙句，往往立刻成为席间焦点。所谓“拍案叫绝”，并不只是夸张，而是因为一个好对句常常需要同时顾及字数、结构、平仄和语义。
对联的源头，则比这则故事更早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五代后蜀时期，孟昶在公元964年春节命人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并悬于寝门桃符之上，通常被视为有明确文献依据的早期春联。至于对联究竟从何时萌芽，学界还会联系桃符、骈文和民间门饰等传统来讨论，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年突然出现。
从桃符到春联，从宫门题字到民间酒令，对联一直没有脱离汉字的根。它既能写家国吉语，也能藏拆字机关；既可以庄重典雅，也可以机锋横生。传说中的这副佳对，未必每个字都经得起文字学意义上的推敲，但作为一种以数字、字形和应对速度共同组成的文人游戏，确实把汉字的趣味发挥得十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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