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0日，北京积水潭，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投湖自尽。这个消息传来时，梁漱溟刚进入北大不久，年仅25岁。父亲留下的遗言没有谈家事，只问国家前途。这场变故，后来深刻改变了梁漱溟看待生死的方式。
几天前，梁济曾问儿子：“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梁济叹了一声：“能好，就好啊。”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成了父子之间最后的谈话。
梁济为何赴死，历来有不同解释。遗书中，他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显然不是简单的殉清，而是认为旧有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精神正在崩塌，愿以生命发出警告。梁漱溟接受了父亲的选择，却没有走上同一条路。
他选择活下来，去处理父亲未能处理的问题。
梁漱溟后来写道，父亲去世后，自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这句话很重。对他而言，活着不再只是个人生存，而是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那句“我若死，天地为之变色”，不能只按狂妄理解。
这句话确实带有强烈的自信，甚至显得锋利。但梁漱溟所谓“不死”，并非相信自己肉身不会消灭，而是认为自己肩负的事情尚未完成。只要社会问题仍在那里，个人便不能轻易退场。生死在他那里，服从于责任，而不是服从于个人安危。
梁漱溟的经历，本身就带着几分反常。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曾祖父都是进士，父亲梁济是清末举人。可他没有完整的大学经历，主要依靠自学成才。1917年，蔡元培聘请24岁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一名中学毕业生由此登上大学讲坛。
当时的北大重学问，不拘泥于学历和资历。梁漱溟与胡适、马叙伦等人同在哲学领域授课，很快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少年时身体孱弱，常年眩晕，家人甚至担心他难以长大。这个曾经瘦弱多病的青年，后来却活到95岁，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极有个性的学者。
他的思想也很难用一个标签概括。梁漱溟早年亲近佛学，曾有出家念头，后来又转向儒家和社会实践。他认为，小乘佛教偏于出世，大乘佛教则是“出而不出”，仍要回到人间。于是，他没有躲进山林，反而把自己推入现实社会。
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前往农村考察。三十年代，他在山东邹平推行乡村建设，试图从教育、自治和社会组织入手，改变农村的衰败局面。这项实践持续多年，虽然受到时代条件限制，未能推广全国，却显示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行动方式。
妻子黄靖贤去世后，梁漱溟写下的悼文也曾引起争议。他说，妻子去世后，自己“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话听上去冷峻，甚至不近人情，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感情。梁漱溟后来再婚时仍说，只有黄靖贤配称为自己的妻子。
他的表达之所以让人难以接受，是因为他总把私人悲痛放进更大的责任中衡量。个人情感并非不存在，只是不能压倒社会使命。这种思想很容易被误读，也使他一生不断陷入争论。
抗战时期，重庆空袭频繁，许多人听到警报便急忙躲避，梁漱溟却常在室外读书。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乘船辗转返回内地，途中还曾与友人调换船只。友人提醒危险，他并未显得慌张。这样的镇定，不是因为他轻视生命，而是他早已把生死看成必须承担的代价。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害，梁漱溟公开谴责暴力，并说出“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的话。这种做法在当时极其危险，却符合他的性格：既然认定某件事关系国家和社会，就不能因为担心个人安危而闭口。
1953年，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因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后来又批评对方缺少“雅量”。毛泽东对此作出严厉回应，梁漱溟也受到公开批评。多年以后，他承认当时态度不好，讲话失当。这说明他的“硬”并不意味着永远拒绝修正，而是敢于承担自己说过的话。
更能体现其性格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81岁的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连续发言，为孔子作辩护，谈到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儒家传统。发言持续两天半，随后引发持续数月的批评。面对压力，他没有改口，只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句话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梁漱溟一生的自我说明。他相信人可以失败，主张也可能被证明不合时宜，但志向不能靠压力夺走。“我若死，天地变色”听来狂烈，背后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极端判断：只要事情未完，便不能把自己当作已经退出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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