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别署愚斋，晚号止叟。江苏常州人，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与慈善家。他早年投身李鸿章幕府，深受器重，毕生以兴办洋务实业为志业。他由商界步入仕途，一生亦商亦官，位列清末重臣，历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天津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逐步升迁至工部、邮传部侍郎，后擢升邮传部尚书，先后担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会办商务大臣，获赏加太常寺少卿、太子少保衔，最终官至内阁邮传部大臣。
终其一生，盛宣怀的核心贡献在于率先投身近代工商实业与文教事业，中国早期创办的重要工矿、交通、通讯和金融企业，大半都由他主持创设。在经营实业的同时，盛宣怀长期致力于引进西学，先后筹办各类新式学堂与文化机构十余所，其中他创设的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大学，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持久。对于这些学校，盛宣怀或是全盘统筹、亲力亲为，倾心主持；或是慷慨捐资，热忱参与，出任校董。其中，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精心打造的“嫡系”成果，也是他兴办近代教育事业中成就极为突出的典型代表。
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
“全国设学计划”下的南洋公学
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既非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它是盛宣怀一生教育事业的延续与发展，更是1895年他提出“全国设学计划”之后的重要实施环节。甲午战争结束后，盛宣怀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深刻反思中国惨败于日本的根源，继续探寻扭转国家危局的出路，自称“昼夜焦思，欲筹报国”。他认为“此次军事之不得手，非合肥（李鸿章）之过，乃左右无人之过”，进而提出“救国三策”：练兵、理财与育才，尤其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明确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培养强国人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首要举措。
兴办南洋公学之前，盛宣怀在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新式企业极度缺乏技术与管理人才，因此开始创办电报学堂、矿务学堂、驾驶学堂等一批洋务技术学堂。但这类学堂大多只为解一时燃眉之急，仅仅是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的短期培训班。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意识到，培养人才不能只停留在实用导向的短期训练，还需要培养高层次的科技、管理人才，以及新式法政人才，因此必须建立正规的基础教育体系，开设不同专业方向的高等学堂。
1895年，盛宣怀主持制定了一份颇具雄心的“全国设学计划”，规划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性质类似时务人才培训班）3所，每年所需办学经费共24万两，全部由他管辖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金矿局出资筹办。计划筹建的2所大学堂分别设于天津、上海两地，定名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
1895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一），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自任大学堂督办，校内分设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分别聘请伍廷芳、蔡绍基担任总办。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896年春，盛宣怀又在上海筹备设立“南洋大学堂”，学校于1897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七日）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洋公学，是中国第二所现代大学。盛宣怀一人首创两所现代大学，北洋侧重工程与法学，南洋偏向法政与外交，两校南北呼应，开启近代教育新风气，以实际办学行动登高一呼，掀起了全国兴办新式教育的高潮。
1895年底盛宣怀拟全国设学规划书
南洋公学建学目标：大学堂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南洋公学存在误解，认为它仅达到中学甚至小学的办学程度，并非真正的大学。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中国近代大学诞生、发展的必然规律。1896年盛宣怀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就开宗明义写道：“南洋公学本系大学”。公学建成后也明确规定，南洋公学的上院“即头等学堂”，这都说明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一致，办学目标都是仿照外国教育制度建成现代大学。早在1906年，盛宣怀在所拟《轮船招商局节略》中就提到：“自后该局（轮船招商局——笔者注）官利之外，提出余利二成创办南北洋大学堂两座，培养学生数百人，是为学堂之嚆矢。”很显然，建成一所现代大学，就是盛宣怀对南洋公学的明确定位。
众所周知，创办大学必须依托配套的中小学，为大学输送充足优质的生源。当时中国新式教育刚刚起步，正规中小学校几乎空白，南洋公学在“大学无从取材”的困境下，不求虚名、实事求是，选择先从小学、中学办起，规划十年后建成大学。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及附属外院（小学），次年建成中院，计划在1901年办成上院（大学）。盛宣怀设想，等到大学正式建成时，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也已发展普及，届时即可停办中小学，专办大学。这种做法既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又贴合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务实稳妥的办学安排。
然而到了1901年，由于中院首届仅6名毕业生，难以成班，这些毕业生随后被公派至欧洲留学，上院只得暂缓开办。但盛宣怀始终没有放弃创办大学的原定目标，相继设立了具备专科性质的特班、政治班、商务班，探索推进大学建设。尽管直到1905年盛宣怀辞去督办职务，公学移交商部管辖并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学校仍没有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专科生毕业，但南洋公学已经培养出了一批批西学基础扎实的高等预科毕业生，为后续开办专科教育准备了合格生源。在公学更名改隶的两年后，也就是1907年，学校第一届商务专科就有7名学生顺利毕业；1910年铁路专科、1911年电机专科也先后培养出首批毕业生，南洋公学由此成为全国最早培养出专科毕业生的高等学府之一，也兑现了盛宣怀“收效旨在十年之后”的办学预言。
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大学大多都是沿着这一路径逐步建成的，是“先有其名再求其实”的模式。据国内创校时间较早的几所大学校史记载：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直到1909年才有首批高等专科生毕业；1902年设立的山西大学堂，直至1910年才有西斋专科生毕业；浙江大学到1911年才培养出首批专科毕业生。因此，我们判断早期大学的办学层次，不能套用今人的标准，而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作出合理判断。我们认为，南洋公学的创办目标就是大学，先设立小学、中学，是当时建设大学过程中必经的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本身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与艰辛。
不过与部分人“南洋公学最初仅为中小学”的观点不同，在当时，由于南洋公学办学起步早、办学成绩突出，得到了朝野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公认为“大学堂”。1902年2月，时任管学大臣（相当于现今的教育部长）张百熙上奏清廷，称南洋公学是京师之外开办的学堂中，办学成效最为突出的之一；1903年初，梁启超在《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一文中写道：“我国现存诸学校中，其程度之稍高者，犹推南洋公学。”同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对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说：“张野翁以下及京师大夫早认南洋公学为南洋大学堂，不妨径请作为大学堂。”这里的张野翁，就是前文提到的张百熙。吕景端也向盛宣怀建议：“公学规模程度，实在各省未设之高等学堂之上，故折中径请作为南洋大学堂”。
南洋公学校门
由法政之学回归实学
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南洋公学在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打造一所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公学创办最初几年的办学活动都围绕这一宗旨展开：1901年开设经济特科班，1902年开设政治班，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也大多修习法政相关专业。
盛宣怀之所以这样设定办学宗旨，是希望在人才培养上，和早一年创办、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北洋大学堂形成区分。盛宣怀本人在比较两所学校时曾明确表示：“（轮船、电报）两局捐办南北洋两公学，一则专教政学，一则兼教艺学”“北堂兼艺学，南堂重政学”。这种办学安排本身也是盛宣怀西学观顺势提升的体现：他对西学的认知，已经从科技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制度层面，说明南洋公学的设学目标已经突破了“仅为实业培养人才”的局限，开始着眼于为国家全面培养法律、政治、外交、商务等各类人才。这是盛宣怀教育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变与提升。
1902年底到1903年初，公学接连发生墨水瓶退学事件，直接推动公学的办学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盛宣怀因此放弃了原先计划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他认为学生学习这类科目容易催生思想浮躁，进而引发学潮，此后公学应当“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多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少讲授社会哲学。此外，北洋大学堂因八国联军入侵被迫停办，国内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被迫中断，而盛宣怀主管的工业企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这也成为推动南洋公学调整办学宗旨的另一重要原因。
从1903年开始，公学的办学方向正式从政学转向实学：原有的政治班、拟增设的法律、外交专业一律停办；商学作为实学的一个分支，成为重点发展的学科，公学也启动了商务学堂的筹建工作。1905年后，南洋公学相继划归商部、邮传部、交通部管理，办学方向彻底转向实业工程学科，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核心目标。
1900年落成的南洋公学上院
倾其心力办南洋
综观盛宣怀一生的教育活动，南洋公学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所学校。从1896年创办到1905年，南洋公学办学近十年，常驻上海的盛宣怀始终担任学校督办一职。从经费筹措、校长人选、办学方向这类核心事务，到招生考试、学生出路、教习聘任等具体事项，盛宣怀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绝非常人理解中只出钱不过问校事的“甩手掌柜”。
比如在经费问题上，盛宣怀始终尽心筹措。1901年，为公学提供经费的轮船、电报两局，拖延拨款长达半年，导致公学经费陷入紧张。盛宣怀当即致函两局负责人，措辞严厉地指出：“此系额外支要款，岂能任意宕延。”两局迫于盛宣怀的压力，在当年8月就拨齐了全部办学费用。
又如，在聘请师资和组织招生考试方面，盛宣怀也极为重视。1901年夏秋，盛宣怀提议设立经济特科班，有人推荐翰林院出身的蔡元培担任总教习，盛宣怀两次接见蔡元培，当面考察后才正式决定聘任。南洋公学组织招生时，考场往往设在盛宣怀位于上海斜桥的私宅中，考卷批阅完成后，录取名单也要由盛宣怀最终敲定，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特班生，都是经盛宣怀亲自录取进入南洋公学的学生；特班开办后，每到学期期末，盛宣怀都会亲临学校主持特班生大考，还会调取学生的读书日记与课业进行审阅。
在南洋公学筹建与办学的过程中，曾遭遇过各式各样的阻力，甚至数次面临中途夭折、被迫停办的危机，而每次危机出现，都是盛宣怀亲自出面极力斡旋维持，最终带领学校化险为夷。
第一次办学危机发生在1896年10月。盛宣怀向光绪帝呈上奏折，申请兴办南洋公学，可光绪帝的谕旨表示：办学虽可准许，但无需盛宣怀所管轮电两局出资，“以崇体制”。盛宣怀十分清楚，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背负巨额赔款，国库早已空虚，所谓不需要他筹款、改由政府拨款办学的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如果按谕令等待拨款，学堂不知何时才能开办，最终只会胎死腹中。一心想要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盛宣怀没有遵从谕旨等候拨款，而是坚定依托电报、轮船两局捐助的筹资渠道，建成了南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遭遇了第二次办学危机。钦差大臣刚毅南下前往南京、上海等地，以筹措海军军费为名，下令要求盛宣怀停办南洋公学，将轮船、电报两局划拨的十万两办学经费收归国库。盛宣怀一边反复强调办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一边多次和轮船、电报两局的股东协商，最终每年另行筹措相应经费上缴充作海军军费，让南洋公学再一次度过了停办危机。
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02年10月，南洋公学爆发“墨水瓶事件”，最终导致一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该事件还引发了全国新式学堂的学运高潮。此后许多守旧官员纷纷上奏清廷，要求停办新式学堂，不少新式学堂也因此被迫停办，但盛宣怀明确表态，南洋公学绝不能停办。他对学部大臣张百熙说：“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南洋公学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盛宣怀“始终不肯退步”的坚持，让这所新式学堂得以传承延续、没有中断。
1903年，“墨水瓶事件”平息后不久，盛宣怀掌管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被北洋大臣袁世凯接管，袁世凯随即下令两局停止向公学划拨经费，建议南洋公学停办。1月24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称：“闻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同年2月3日，盛宣怀回电表示，南洋公学“并未罢散”，坚决不同意停办。他一方面裁撤译书院、东文学堂以及特班师范班，压缩公学办学规模；另一方面另行募集款项，让南洋公学再一次顺利渡过了这次危机。
1903年7月13日，盛宣怀（前排右四）、福开森（前排右三）与中外教职员、校外来宾在南洋公学留影（前排左一会办商务大臣伍廷芳、左三电政大臣吴重熹，前排右一商务大臣吕海寰）
近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交通大学著名校友、1920年代校长凌鸿勋曾说：“盛氏虽为政治上一牺牲者，然对于南洋公学则为一首创之功臣。”在筹办南洋公学的过程中，盛宣怀顶住了无数非难与重重阻力，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积极倡导兴学救国的办学宗旨、学以致用的办学原则，主动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开创了全新的办学模式，不断探索中西教育的结合路径，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作为教育家的盛宣怀，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蔡元培早年曾评价道：“逮盛杏荪先生瞭于大势所趋，始奏立南洋公学，以与北洋大学并峙，其规模宏远，不特为当时华校所罕见，抑亦在华西校所难几然。”这段话高度肯定了盛宣怀创办南北洋大学的教育功绩。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在1932年出版的《新中华教育史》中提到，清末制定全国学制时，“李（鸿章）、张（之洞）的议论，和盛宣怀的事业，并为后来国定学制的先声。”这一论断也肯定了盛宣怀的办学实践，对1902年和1904年两次全国性学制的颁布实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88年，近代史专家夏东元在梳理考察盛宣怀的教育生涯与相关事迹后提出：“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促其成者为盛宣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给予一个席位。”2004年，夏东元先生又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明确将盛宣怀定位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早期的实业家、教育家”。
我们认为，从同治光绪年间，为发展实业而不自觉创办零散不成体系的技术学堂，到甲午战争后顺应时势变化主动设立具有完整学制的近代高等学堂，再到20世纪初通过派遣留学生、开设译书院、设立图书馆构建配套完善的大教育模式，作为实业家的盛宣怀，终其一生全程参与了中国晚清时期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凭借对新式教育的敏锐判断与强力推动的实践能力，盛宣怀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大学，最早推行近代三级学制，最早开设师范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极具影响力的实干推动者，当之无愧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欧七斤（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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