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仗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枪炮的强弱，很多被后世记住的大战，真正的伏笔早就埋在开战之前。渡江战役作为解放战争里分量极重的一战，百万大军跨过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许久的千里江防短短数日就土崩瓦解。很多人习惯把胜利简单归结为兵力上的碾压，可败退台湾之后的白崇禧，在晚年和旧部复盘往事的时候，有不少反思。网上流传的“一半功劳”并不是他口述的原话，是后人整理访谈资料总结出来的观点，也恰恰能反映出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失败之后真实的内心反思。
1949年年初，三大战役落下帷幕，国民党在江北的主力已经损失殆尽。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摆出愿意和谈的姿态，暗地里却抓紧布置长江防线。从宜昌一直到上海，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长江沿岸，国民党拼凑起七十万部队，还有海军舰艇、空军飞机配合作战，对外宣称长江天险固若金汤，想要靠着这条大江实现划江而治的幻想。这七十万兵力被切割成两块，下游湖口到上海归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部，四十五万兵力；上游湖口到宜昌，归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十五万部队，两个战区互不统属，这也是后来江防最大的隐患。
名义上李宗仁、白崇禧主导江防全局，可蒋介石退到溪口，依旧在幕后掌控实权。汤恩伯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他的命令只听蒋介石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调动不动下游的部队。白崇禧多次提出，上下游江防应当互相策应，一旦下游遭到进攻，华中的部队可以向东驰援，但是这套设想根本落实不下去。蒋介石的想法是优先保全上海，把大量嫡系兵力部署在上海周边，皖南、芜湖一带的江防反倒变得十分薄弱，白崇禧手里的桂系部队，他首要考虑的是保住自己广西老家的本钱，不愿意把主力消耗在长江防线上面，高层各怀心思，直接传导到下面的部队，很多将领心里清楚局势，打仗的时候处处保存实力，整个江防体系看着庞大，内部已经处处开裂。
4月20日夜，国共和谈破裂，中突击集团率先渡江，21日东西两大集团同步发起进攻。东线江阴要塞起义，汤恩伯的防线迅速崩溃，南京门户大开。消息传到武汉白崇禧这边，下游战事已经急转直下，白崇禧手里的华中部队，一方面距离下游战场路途遥远，长途行军很难及时赶到；另一方面他心里清楚，如果贸然东进增援，自己的桂系主力很容易被解放军切断后路包围。权衡利弊之后，白崇禧没有出兵救援下游，直接指挥华中部队开始向南撤退，保存桂系有生力量。千里江防，就这样短短几天时间全线瓦解，南京随之解放。
退往台湾之后，白崇禧的处境并不轻松，一直处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平日里只能和为数不多的旧部下闲谈，一遍一遍复盘大陆战败的经过。他并不否认解放军的军事能力，但是在他的视角看来，长江本身具备很强的防御价值，如果国民党内部能够做到指挥统一，部队上下同心，江防不至于溃败得如此迅速。蒋桂之间持续多年的权力博弈，嫡系和地方派系互相提防，高层优先算计自身利益，把派系斗争凌驾于江防大局之上，七十万守军被分割成两块，遇事互不支援，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士兵厌战，这些内部的消耗，极大抵消了长江天险带来的地理优势，这就是后世总结所谓“一半功劳”说法的由来。
但不能把渡江战役的胜利全部归结为对手内部出了问题。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只是客观上提供了条件。百万大军能够顺利渡过长江，核心还是总前委完整周密的作战部署，战士们不怕牺牲的冲锋，还有沿江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大量船工冒着炮火驾船运送解放军过江，老百姓帮忙筹集物资、传递消息，民心的向背才是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因素。就算国民党内部没有派系矛盾，违背民心的政权，失败依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白崇禧作为战败一方的亲历者，他的反思，带着自身立场的局限。他看到了内部派系斗争带来的危害，却很少深究为什么会军心涣散、民心尽失。一条大江，从来不能决定战争最终走向，再险峻的天险，挡不住人心的选择。回看这段历史，不能简单拿一句对手内讧就概括全部胜利，既要看到国民党政权自身的重重弊病，也不能忽略胜利者实实在在的付出与准备。很多人读这段历史，喜欢去找一些简单的归因，可真实的战争，从来都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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