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等人冲出城后，到处都是喊杀声与枪炮声，洪天贵福从小没有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这一番折腾下来，可是为难住了李秀成；大概是觉得自己的乘马耐力好又稳重，于是李秀成便在出城之前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幼天王，自己换乘了一批普通的劣马。
由于交战不断，负责殿后的李秀成很快就与幼天王失散了，出城交战一天之后那马力就不足了，又没有进食，再加一干追随的人众、马匹也都未得饱食，因此走到十八日天明时，大家都走散了，马也走不动了，李秀成只得弃马逃到了方山附近的一处荒山顶上的破庙中暂避。李秀成身上带有宝物，原本是用绉纱带捆在身上的，也许是因为实在太累了，当他到破庙中去休息时，为了宽宽身凉快一下，竟然大意地把这些珍珠宝物吊在了树下。李秀成后来哀叹称“我命该绝，故未能逃”，因为他遭到了与大顺皇帝李自成相似的命运，但更为曲折一些！
当时，那些荒山脚下的村民听闻天京城破的消息后，便料定必然会有人到此荒山中躲避，他们正可乘机捡拾些财物，或捉拿到逃人去领赏。当时李秀成身边仅有一两个护卫，他全然没有料到会有附近的村民寻到这里，听到动静后，因疑心是追兵当即起身惊乱逃走，而忘记了去收拾树上挂的那些东西。村民们在后面一路追赶，并大声喊道：“尔身有钱，交过与我，我不要尔性命。”李秀成等人不熟悉路况，又疲累已极，居然被村民们给追上了，大家认出了这是忠王殿下，于是齐声下跪，村民们流着泪一直将李秀成送到了山脚下；当时官军防堵严密，村民们大概是觉得李秀成是逃不出去的，便给他换了衣服，李秀成见众人有意搭救他，即又回到了山顶破庙旁准备将财宝分给村民以酬答其厚恩，不曾想那些东西已被随后上山的另一波村民给拾去了。
众人劝李秀成剃发，李氏不答应，众人称：“不肯剃头，不能送尔。”村民们苦求，李秀成回道：“我为大臣，我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官军。”村民们还是坚持，李秀成只得剃去了一些，村民于是就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些藏匿李秀成却没有得到宝物的村民，心里不甘，于是找那帮得宝的村民去索要，意图分得一些。得宝村民反而质问索宝村民道：“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除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为此两拨村民开始争执起来，这一下李秀成藏不住了，最后被两个村民给拿获了，径送到了曾国荃这里。
李秀成被拿获到案，这是六月二十日的事情。在十八日的时候，湘军在淳化镇俘获了列王李万材，正是由于得到了李氏的供述，曾国荃等人才晓得了林绍璋、萧有和等人已在湖熟镇一带被追上并杀死，但幼天王失去了下落。据赵烈文日记记载，当时李秀成护卫着幼天王出城后不久就分为了前后两队，其中幼天王与王长兄洪仁发为前队，出城后不久便远去了；李秀成与林绍璋诸人为后队，他们逃窜至湖熟大桥边时，被追上的官军一起杀死了。得到这份口供后，赵烈文非常怀疑，认为口说无凭，但曾国荃认为不妨碍据此上奏。
关于李秀成被擒的细节，他自己的记述未必可靠，而薛福成《庸盦笔记》中对此的记载甚为详细，与李氏个人的自述有较大的出入，但也算补充了一些湘军方面的视角。薛氏称方山附近那个村子叫“涧西村”，村民中有一位姓陶的，他的族人中有一位在李臣典的麾下，陶姓村民便前往告发；当他途经钟山时，腹中饥渴，正好碰到了一位在萧孚泗营中做伙夫的老相识，陶氏将来意告诉了伙夫，伙夫又告知了萧孚泗的亲兵，亲兵立即禀告了萧孚泗，萧氏于是命人将陶姓村民留在营中，自己则亲率亲兵百人驰抵涧西村，不仅拿获了李秀成，还将他的财宝一并收缴了；事后，曾国荃了解了此事，他赏给了村民八人白银八百两，但中间被其营中亲兵私吞了七百五十两。
《庸盦笔记》中的细节也未必准确，但擒获李秀成的功劳的确归于了萧孚泗，在曾国荃、曾国藩的相关奏折中便一致称：“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萧孚泗后来被加封为了一等男爵，实授福建陆路提督。
李秀成被擒一事，记述最为可信的也许就是人在现场且有一定史学根底的赵烈文，六月二十日李氏被捆送来时，赵氏就记道：“因命备文咨曾（国藩）中堂，言萧孚泗追擒，其实方山百姓所缚也。”二十三日他又记述称，李秀成系方山百姓陶大兰捆送到萧孚泗营中的，萧氏既掠美，禀称是自己派兵擒获，曾国荃对此未予深究；萧氏不仅未奖赏陶大兰，还怀疑李秀成的财宝在陶家，于是派兵将陶家人及其邻里给抓了来，逼问财宝的下落，以至于当地村民吓得逃避一空。赵烈文对此愤恨道：“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萧孚泗做了实授福建陆路提督后不久，便因丁父忧回到家乡，未再复出，居家十八年，光绪十年（ 1884 ）卒。
不过非常奇怪的是，据朱洪章《从戎纪略》中所记：“章自督众往攻伪天王府，正遇伪王次兄，见我军即走。章令罗、沈二营官佯败诱之，得以生擒。时日已瞑，章乃冲入伪王府，搜其党而歼之，令将辕门禁闭，以两营守之，余皆分扎前后，封其府库，以待九帅。惟地道冲塌之处无人看守，夜半贼结队偷出，九帅随派马队武（伍）营官追杀。章知之，即督长胜军追至雄黄镇，将伪忠王李秀成搜获，九帅连调始回……九帅乃叙功具奏。七月十八日奉上谕：提督衔记名总兵朱洪章克复江南，首先登城，生擒伪王次兄洪仁达、伪忠王李秀成二逆首，异常出力，遇有提镇缺出，请旨先前简放，赏穿黄马褂，世袭骑都尉罔替。钦此。”
我们查考曾国荃的奏折，也看不到相关的记述，但想来朱洪章没有伪造圣旨的胆量（只是记忆差误不可避免），《从戎纪略》又是经曾国荃过了目的，《中兴将帅别传》中又记朱氏“俘擒王次兄洪仁达以献”，这其中大概的解释就是洪仁达确实是朱部擒获的，只是由于萧孚泗职衔更高当据此上奏，而曾氏兄弟也有意成全萧氏以打造一个湘军名将的完美形象；而李秀成被擒一事，朱氏当时或许就以为是他的马队一同参与的，李万材说忠王已被杀死，曾国荃大概据此上了奏，功劳可能归了朱氏，但后来既然查明没有死，二十多年后朱洪章回忆此事，便理所当然地把功劳记在了自己的追兵身上，只是杀死变成了生擒（很多时候人到中老年以后会不自觉地吹嘘、夸耀自己，最后记忆被修改，那些夸赞的情节往往连自己都信了），而曾国荃同样对此不予深究。
最后，我们应当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天京围攻战做一番总结：自同治元年五月初湘军进抵天京城下，到此时攻陷天京城，历时两年零一个半月，其间除了大小血战，又连番经受瘟疫的肆虐，再加经年暑热冻雨、日晒夜露，破城时诸将“憔悴可怜之色，几于不可辨识”，可谓艰苦卓绝！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这场围城战的时间与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也许仅次于南宋末年的襄阳保卫战（ 1267-1273 ），而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又一经典战例！ 自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入据天京算起，到此时已历十一载零四个月余，天京的陷落也标志着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正式落幕，其后虽有其余部仍在活动，但显然已掀不起历史长河中的大风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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