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开始用成文规制细分王府的门楼、殿宇和仪仗。此后，亲王府与郡王府即使都挂着“王府”二字，门钉多少、殿堂几间、出行用什么伞盖，都不能混用。
清朝宗室爵位中，亲王居首，郡王居次。两者都属于王爵，旁人见了通常都要称一声“王爷”，但在宗人府的档案、朝廷的礼制以及家族承袭上，这一级之差并不轻。
最直观的差别，是收入。
按照清代定制，亲王每年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斛；郡王则为俸银五千两、禄米五千斛。表面上看，只是数字相差一半，实际影响却会延伸到府中供养、随从开支和子弟待遇。
亲王若有正式册立的世子，世子俸银为六千两、禄米六千斛；郡王的继承人称为长子，俸银和禄米各三千。父子两代合在一起，亲王府的固定收入自然更高。
不过，清朝宗室并不是坐享其成。拥有爵位的宗室通常要承担差事，担任议政、领侍卫内大臣或管理宗人府等职务。规矩也很细：多份差事不能重复领取俸禄，只能按最高的一份计算，另有少量公费或赏赐。
亲王的优势，还在于更容易进入权力核心。雍正帝的弟弟允礼，曾受命辅佐乾隆帝，便得到亲王双俸。所谓双俸，就是定额俸禄加倍。郡王并非绝对没有升迁机会，但能接触这类重任的范围明显小得多。
宅第同样是一道看得见的等级分界。
顺治年间制定王府规制时，亲王府大门为五间，三间可开；郡王府大门为三间，仅一间可开。门钉也不同，亲王府用九纵七横，共六十三枚，郡王府为九纵五横，共四十五枚。
进入府门，亲王府的银安殿为七间，郡王府为五间。亲王银安殿前设月台，檐角垂脊兽也比郡王府多。青绿色琉璃瓦是王府共同使用的等级标志，明黄色属于皇宫，灰瓦则多见于更低等级的宅第。
有意思的是，王府并不是王爷的私产。亲王、郡王拥有的是居住资格，不能随意出售，也不能拿去出租。爵位承袭发生变化后，后代能否继续住在原府，还要看皇帝是否特许。身份一旦降到一定程度，搬离王府只是时间问题。
服饰和仪仗则把差别带到了公开场合。
亲王补服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郡王同样使用五爪龙，但四团皆为行龙。二者都属于圆补服，已经高于多数文武官员使用的方补子，可图案安排仍然体现出尊卑。
出行时，亲王使用绣团红罗伞，郡王使用销金红罗伞，仪仗人数和器物数量也不相同。远远望见队伍，不能只看随从穿戴，伞盖和队列规模往往就能判断府中主人是哪一级王爵。
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廷身份。
清初八旗贵族的婚姻制度还带有较强的旧俗色彩。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以后，嫡福晋只能有一位，其余正妻性质的女性逐步纳入侧福晋体系。亲王与郡王都能有侧福晋，但定额不同。
到乾隆时期，亲王可有四位侧福晋，郡王为三位。早期规定更严，亲王通常为两位，郡王为一位。别小看这一人之差，它不仅关系王爷的家务安排，也直接影响不同母亲所生子女在宗室中的起点。
嫡福晋所生子女地位最高，侧福晋之子次之，侍妾所生子又低一层。清代宗室承袭还实行降等原则，非铁帽子亲王去世后，嫡系继承人通常降为郡王；郡王之后则降为贝勒。爵位越高，家族能够延续在上层宗室中的时间就越长。
这种下降并非无限进行。亲王后裔通常降至奉恩镇国公后停止，郡王后裔则多降至奉恩辅国公。前者俸银七百两、禄米七百斛，后者为五百两、五百斛。看似只是二百两的差距，放在世代承袭的宗室家族里，便成了长期存在的门槛。
不能继承王爵的儿子，也不是一律成为平民。他们成年后要经过宗人府考核，成绩合格，才可能按身份获得相应爵位；成绩一般要降等，不合格则只能成为闲散宗室。嫡庶出身影响起点，考试结果又决定能走多远，皇室血缘并不等于稳定的爵位。
铁帽子王是另一种情况。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中，有十家亲王、两家郡王，他们的爵位可以世袭罔替，不受通常降等规则限制。但这种待遇来自特殊功勋或皇帝特恩，不能拿来代表普通亲王和郡王。
所以，亲王与郡王的差距并不只在每年五千两俸银。府门少两间，银安殿少两间，仪仗少一层，侧福晋少一人，子孙承袭的起点再低一等，几项叠加之后，王爵之间便有了清晰而持久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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