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杭州，楼钦元站在医院的胸部影像前，第一次意识到，持续数月的咳嗽并不是普通小毛病。那年他70岁，曾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后来赴美从事医学研究。平日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明显的慢性病，身体看上去一直不错。
最初只是喉咙发痒。清晨咳几声，吐出一两口痰，喉咙便舒服了。他照常给学生上课，甚至认为锻炼能够“把肺练好”。烈日下爬山、跑步、打篮球，一样没落下。
可咳嗽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频繁。后来他每次开口讲话，都要先咳一阵。医生朋友劝了多次，他仍没当回事，直到对方几乎带着“强迫”的意思，才陪他去了医院。
胸部检查显示，左肺有积液，右肺疑似炎症，心包也有少量积液。抗感染治疗七天后，痰少了一些，咳嗽却没有缓解。更奇怪的是，他的白细胞和炎症指标基本正常，不像普通的急性气管炎。
一个月后，复查结果明显恶化：左肺积液增多，肺门阴影扩大，癌胚抗原超过正常值六倍。楼钦元后来回忆，那个瞬间最难接受的不是病名，而是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早期识别的机会。
“怎么会是肺癌？”家人一时无法接受。儿子是心脏科医生，知道晚期肺癌治疗的复杂程度，立即安排父亲前往美国。2017年10月19日，楼钦元与妻子连夜抵达美国，当晚住进医院接受检查。
胸腔积液中发现了癌细胞，病理结果为非小细胞肺腺癌。脑部核磁共振暂未发现转移，但全身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提示，胸部淋巴结、肺门、肝脏以及右侧盆腔回肠等部位已有转移。随后，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基因检测显示，他存在RET基因变异。
这项结果改变了治疗思路。医生曾考虑化疗，楼钦元本人却对化疗有所顾虑。由于肿瘤程序性死亡配体一表达水平很高，他选择了免疫药物帕博利珠单抗，也就是常被称为“K药”的方案。美国每次用药费用高昂，老年医保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但治疗压力仍然不小。
刚开始，他觉得身体轻松了一些。谁知，三次用药后病情突然转坏，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和间质性肺炎。体重从80公斤降到70公斤，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引流出心包积液约500毫升，左胸腔积液约2000毫升。
那段时间，他以为自己撑不过去了，甚至交代后事，请杭州的弟弟帮忙物色墓地。治疗进入次年1月，医生告知他，如果没有新的有效方案，可能只剩三个月。K药导致间质性肺炎的概率并不高，但他恰好成为少数不良反应严重的患者，只能停药，并使用大剂量强的松控制炎症。
楼钦元从网上查到针对RET变异的靶向药物临床试验，便让儿子联系研究团队。他希望参加LOXO-292试验，却因肺炎反复、身体条件不达标准而被拒绝。后来，他短暂使用卡博替尼，舌头溃疡、鼻腔大出血等副作用又迫使他停药。
转机来自另一项试验。研究团队向他介绍了与LOXO-292作用机制相近的Blu-667。经过评估，他终于获准入组。用药期间曾发生心脏骤停，心电图还出现QT间期延长，医院一度要求停药。儿子判断，问题可能与抗房颤药胺碘酮有关。停用胺碘酮后复查，QT间期恢复正常，试验药物得以继续。
服药第二周起，楼钦元开始出现变化。此前他夜间必须吸氧，稍微走几步就喘，后来却逐步恢复活动能力。一个月后，他开始咳出片状组织，每天少则两三片，多时四五片，总量达到数十片。病理检查证实，这些咳出的组织确实属于腺癌肿瘤组织。
这件事极为少见，却并不意味着癌症已经被“咳干净”。随着治疗继续，第三个月癌胚抗原降至正常，第四个月影像显示肿瘤缩小近半，胸闷气急也有所减轻。然而，心包积液再次增多，手术做了心包开窗后，他才重新能够走路、慢跑，甚至一口气登上三层楼。
有意思的是，身体的短暂好转并没有改变癌症的进程。2018年9月，复查发现肿瘤重新增大。到2019年1月，肿瘤体积接近原来的两倍，医生判断可能产生了耐药性，只能停止试验用药。此后病情迅速恶化，并出现脑转移，楼钦元接受了三次放疗。
2019年2月15日，楼钦元在美国病逝，享年72岁。这个病例留下的细节很具体：没有吸烟史，不代表不会患肺癌；咳嗽时间长，也不能只靠锻炼或消炎药硬扛；靶向药和免疫治疗能够带来明显缓解，却仍可能面临耐药与复发。医学治疗从来不是单一药物决定结果，病理类型、基因变异、身体状态和副作用控制，缺一环都可能改变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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