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陕北瓦窑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番号和指挥关系正在重新调整。此时翻看红军序列，不能只看一张名单，因为这十一支部队分属不同战略区域，背后还连着长征、会师和根据地转移等一连串重大变化。
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谋总长刘伯承。几个人分工不同，却共同承担着红军重新整合的重任。周恩来曾长期负责军事指挥，刘伯承则以参谋才能见长，王稼祥负责政治工作，朱德统筹全军。
中央红军方面，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经过长征已经发生变化。红三军团后来编入红一军团，彭德怀转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担任参谋长。这样的安排，并非简单的职务调动，而是为了适应陕北新战场的需要。
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林彪。这个番号从井冈山时期延续下来，部队经历过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战斗力较强。林彪当时年仅二十八岁，却已是红军中颇受重视的指挥员。红一军团人数并非始终固定，但在中央红军序列中地位突出。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是徐海东。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随后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原是红二十五军军长，部队长途转战后仍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双方力量由此形成新的配合。
有意思的是，红十五军团并不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自然分出来的部队，而是鄂豫皖和陕北两股红军力量会合的结果。它的形成，说明陕北根据地并非一支孤军苦撑，而是已经拥有能够独立作战的武装基础。
红二军团军团长是贺龙，红六军团军团长是萧克。两军主要活动于湘鄂川黔地区，后来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与这支部队关系极深，早期武装力量正是从湘西桑植等地发展而来。萧克则长期负责红六军团的军事工作，善于组织机动作战。
1935年，红二方面军尚未正式完成整编。任弼时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是后来的安排。此时若把后来的方面军建制提前套用到1935年，便容易把不同阶段的番号混在一起。
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中，红四军军长是王宏坤。红四军是方面军中的老部队，长期在鄂豫皖、川陕地区作战，也是徐向前较为倚重的力量。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倪志亮任参谋长，三人构成方面军的主要指挥班子。
红九军军长为何畏。他参加过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是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后来在张国焘南下路线问题上与错误方向保持一致，南下行动失败后逐渐离开核心岗位，最终脱离部队。一个人的军事经历，往往也会受到重大路线选择的影响。
红三十军军长应为余天云，并非“何天云”。余天云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作战勇猛，部队战斗作风强硬。1936年西征途中，他在渡河时溺水牺牲。这个细节容易被后人写错，但军史中的姓名和时间不能含糊。
红三十一军军长是王树声。他既是红四方面军骨干，也曾担任方面军副总指挥。后来，王树声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并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红三十一军在川陕根据地和长征途中多次承担重要作战任务。
红三十三军军长是王维舟。王维舟长期在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既懂军事，也熟悉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与单纯的战场型将领相比，他更擅长把部队建设、地方组织和根据地发展结合起来。这样的经历，也使他的职务变化不完全按照单一军职展开。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原本是中央红军红五军团的重要将领。长征期间，红五军团多次承担后卫任务，担负掩护主力、阻击追兵的苦战。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部分力量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继续担任军长。
红三十二军军长是罗炳辉。此前，他曾任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军团长，因善于指挥机动作战而受到重视。红军力量重新调整后，他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系统任职。抗日战争时期，罗炳辉转战华中，创造梅花桩战术，在苏中敌后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十一支部队，看似只是十一个番号，实际代表着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川黔、川陕和陕北等多条革命武装发展的脉络。有人从南方一路转战而来，有人在陕北坚持多年，也有人在会师后承担新的任务。1935年的红军，正是在这种不断分合、调整与重建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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