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台北荣民总医院，病中的陈诚让儿子陈履安记录遗言，又单独把妻子谭祥叫到身边。前一件事后来公开发表，后一件事却让谭祥当场变了脸色。

陈诚说，自己去世后，希望把骨灰送回浙江青田安葬。

谭祥没有顺着话说下去，只回了一句：“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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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非对故乡没有感情，而是她太清楚当时的现实。陈诚病重之时，海峡两岸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台湾方面对军人安葬地点有明确的政治考量。一个身居高位的军政人物，若把骨灰送回大陆，绝不只是家事。

陈诚的遗书由陈履安根据父亲口述整理，随后转交蒋经国。蒋经国看过后，认为内容涉及敏感事项，曾有过不宜全文公布的顾虑。蒋介石得知后却决定照原文发表，没有删改。

有意思的是，公开遗书与回大陆安葬，并不是同一件事。前者属于个人临终嘱托，后者则可能牵动军队传统、政治立场和社会观感。蒋介石最终没有同意把陈诚骨灰送回青田，理由之一，就是军人应葬于台湾，以免影响军心。

陈诚的结局，和他一生的道路有直接关系。他出生于浙江青田，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原本可以留校任教，却没有走那条安稳的路。1917年前后，他离开家乡谋求军旅发展，经人介绍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进入第八期炮兵科学习。

1922年毕业后，陈诚先在浙军任排长，后来经邓演达引荐进入粤军。作战中，他曾受伤住院，蒋介石前往探视，由此加深了对他的印象。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陈诚调任教育副官，开始与蒋介石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

真正让他受到重视的，是东征时的战场表现。1925年，他指挥炮兵参加淡水、惠州等战斗，炮火支援发挥作用。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他已经担任炮兵科长。北伐开始后，他从参谋岗位逐步升任师级军官，靠的不是单一关系，而是战场执行力与政治上的坚定选择。

这种选择也意味着取舍。四一二事件后，邓演达公开反对蒋介石，随后离开原有阵营。陈诚没有跟随邓演达，而是留在蒋介石一边。此后，他在围剿、北伐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整编中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嫡系将领中的重要人物。

1931年第三次“围剿”期间，陈诚所部遭到红军反击，损失不小。蒋介石没有因此重罚，反而出面安抚。这次经历很能说明两人关系的特点：陈诚需要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也需要这样一名能够执行命令的部属。

陈诚的婚姻同样留下了时代烙印。他早年与吴舜莲结婚，长期军旅生活使夫妻聚少离多，关系逐渐破裂。1932年，两人办理离婚。也是在这一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这桩婚姻既有个人因素，也带有当时政界联姻的色彩。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先后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和鄂西会战等军事行动。战争扩大了他的军政资历，也让他在蒋介石阵营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不过，他并非没有挫折，长期劳累导致胃病严重，身体问题多次影响工作。

1947年，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处境恶化，陈诚曾奉命前往督战，却因胃病发作接受手术。1948年，他转赴台湾主持土地改革和经济整顿。与此前在大陆指挥部队相比，这一阶段的陈诚，身份明显从前线将领转向行政管理者。

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时，陈诚已在当地展开相应部署。此后，他担任台湾地区重要军政职务，直到1963年因病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两年后，他在台北病逝，终年67岁。

葬礼在台北举行。蒋介石送上花圈后离开，没有发表长篇讲话。陈诚希望归葬青田的愿望，就此停留在临终嘱托之中。那封遗书能够公开，骨灰却不能越过海峡，正是个人愿望与当时政治边界发生冲突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