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务运动时期资本主义工矿交通业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统金融业和商业的逐步资本主义化，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谓早期资产阶级，一是指其在产生和发展阶段上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时期；二是指其成分构成涵盖了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化产业、商业、金融业的主要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从所从事的经济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已分化出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产业资产阶级。其中，产业资产阶级是在这一时期新生的，其余两类虽此前已有萌芽，但在此阶段获得了较大发展，三者的形成路径与具体情形各有不同。
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最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渐次展开。除了外商设立的洋行，中国人也陆续开办商贸行号专营或兼营进出口业务，标志着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出现。早在战后的过渡阶段，便出现了专门经销进口洋布的洋布店、经营丝茶出口的"丝茶专栈"，以及兼营洋货的京广杂货店等。1860年以后，原有的进出口行业加速发展，同时涌现出一批新兴行业：进口方面有五金、洋杂货（百货）、煤油、颜料、西药、钟表等；出口方面则增加了皮货、蛋粉等行业。与此同时，本国工业产品如煤炭、丝绸、面粉、火柴、棉织品等逐渐进入流通领域，使商业与本土资本主义产业的联系日趋紧密。伴随资本主义商业的产生、发展以及传统商业的资本主义化，相关商号的业主和主要投资者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商业资产阶级。
金融资产阶级几乎与商业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传统金融业逐渐被纳入外贸金融体系。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中外商人因贸易产生的财务往来，通常经由经纪人或洋行买办与当地钱庄进行清算。随后，票号也成为钱庄外贸业务的资金后盾——以上海为例，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签发的票据，全部经过山西票号流转，使票号间接参与了外贸。这种传统金融业卷入外贸体系的趋势在前一时期已露端倪，进入洋务运动时期后，随着外贸的较快发展而加速扩展。外资银行来华后，除了继续利用钱庄的汇兑渠道，还在资金上向钱庄拆款，在业务上接受钱庄的庄票，进一步将钱庄绑入外贸金融体系。此外，随着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生发展，钱庄、票号与产业资本之间的财务关系也逐渐建立，如汇兑、借贷等业务往来。无论是被纳入外贸金融体系，还是与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联系，都是钱庄、票号资本主义化的表现，其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也随之逐渐向金融资产阶级转化。
产业资产阶级则是在洋务运动过程中诞生的。这一群体伴随着资本主义工矿、交通等产业的出现而产生。由于产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路径不像商业和金融业那样复杂隐晦，判定产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时间和发展过程也就相对清晰。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民用企业问世之时，便意味着已有一定数量的较大额投资者和实际经营者出现，资产阶级由此而生。商办企业产生后，这一队伍进一步扩大。
关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人数，只能作大致估算。产业资产阶级的数量相对容易推算——其产生与资本主义产业直接挂钩。到1894年，全国曾设立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共36家，商办企业154家，合计190家。若以每家企业平均有5名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估算，产业资产阶级的人数约近千人。
金融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主要因为他们经营的业务与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产业建立了关联，因此集中分布在已开口岸和出现资本主义产业的城市。到1894年，全国实开通商口岸25个。估算这两类资产阶级的数量，实际上就是估算这些口岸中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外贸商品、工矿产品经销商号的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人数。
就金融资产阶级而言，各地有数可查的传统金融店号数量如下：上海在1908年有310户；汉口在1891年前后约500户，清末仍有138户；天津和福州在1860年前后各有100户左右；宁波在1891年有22户；镇江、苏州在20世纪初各有30户左右。在25个通商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龙州、蒙自、亚东7个口岸在1894年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余18个口岸均已出现数量不等的洋行，意味着这些地方的传统金融业已不同程度地与外贸发生联系，其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开始向金融资产阶级转化。若以广州、福州、上海、天津、汉口5地每地120户、其余13地每地30户计算，18个口岸共计约有金融店号1000户，以每户2名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计，初步转化为金融资产阶级者约2000人。
商业资产阶级的分布范围比金融业更广，每个相关城市中的商号数量也远多于金融店号。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专营进口的有洋布店号130余家、五金洋货业196家、洋杂货业约1000家、煤油业49家；经营出口的有丝栈51家、茶栈34家、皮货业69家、蛋业34家——这几个专营进出口的行业合计1563家。此外还有其他各类商号5700多家，其中兼营进出口者不在少数，取其半数约2650家。两项合计，上海专营和兼营进出口业的商号约4200家，若以三分之二成立于1895年前计，则有约2800家，每家以2名主要投资者和经营者计算，约5600人。参考上海情况，广州、福州、天津、汉口4地每地以3000人计，其余13个口岸每地以1000人计，18个通商口岸的商业资产阶级约3万多人。
此外，这一时期其他尚未设洋行的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商号经销进出口商品和国产工业品。洋行提供的"子口半税单"使内地华商得以直接到通商大埠运销洋货。例如仁记洋行的进口布匹由芜湖7家华商承销，再转由汉口4家华商贩往内地；四川商人直接赴上海贩运洋货；镇江、宁波、汉口、九江、福州、厦门、芜湖等口岸进口的洋货，由华商分销至省内外各州县。19世纪60年代前后，上海从英美进口的纺织品有一半由华商订购，其他进口洋货由华商订购者更达75%，其中不少便是内地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据此估算，非通商口岸中经销进出口商品和国产工矿品的商人数量与上述18个口岸相当，亦约3万人。全国商业资产阶级合计约6万人。
还有一类不可忽视的资产阶级化群体，即附股于外资工商企业的中国商人。据研究，整个19世纪中，华商对洋行、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房地产、棉纺织、缫丝、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业、工矿业等均有附股。部分外资企业中，华商股份占比较高：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东海轮船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中，华商股份过半；烟台缫丝厂、上海怡和缫丝厂、华兴玻璃厂中，华商股份在六成以上；大东惠通银行、中国玻璃公司中华商股份比重更达八成。华商附股累计总数在4000万两以上，是同期买办、官僚和绅商对本国产业投资（约1400万两）的2.86倍。按此比例估算，附股商人数量约2800多人。从资本归属看，他们同样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产业、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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