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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蒋介石说起红军长征也有积极的一面，他认为他自己很好地利用了红军进入西南各省的宝贵时机。他说：“国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尽管即使当时国民党实现对西南的实际控制也仍然是形式性的，但毕竟完成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割据势力的毁灭性打击。如此说来，红军长征对于稍后西南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西南各省参加抗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当时“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以为这三省如果统一起来，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所以它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年版，第745页】。蒋介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抢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统一”川滇黔，可能就没有国民政府搬到重庆的事了。
当然，蒋介石看不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实际上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对日后在华北敌后开辟抗日战场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战略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由此打开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通道，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至于蒋介石把“追剿”红军和实现国民党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结合起来，显示了其某种程度的战略意识。或许这也是周恩来曾经认为蒋介石“作为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或许好一点”的原因（参阅《周恩来答问录》第6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当然，蒋介石战术上的拙劣，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就是拦不住红军，还是让红军到达了陕北。如果他战术不那么拙劣，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