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7日，北京京西宾馆小礼堂，中纪委座谈会已经进行到第12天。黄克诚没有提前列入发言安排，却在秘书搀扶下走进会场。此时的他已近八十岁，双目失明，身体也很虚弱。
会场很快安静下来。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请他讲话，黄克诚站到主席台前，开口便说：“我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有些话，今天必须讲一讲。”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发言。特殊时期结束后，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把党的历史成就与个人失误混在一起，甚至提出要彻底否定毛泽东。黄克诚显然无法接受这种简单化的说法。
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把话题拉回中国革命的关键关头。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政权能否存在，革命道路如何走，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作出了重要探索；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和军事路线逐步转向正确，革命力量由危局走向新的发展。
谈到抗日战争，黄克诚强调，毛泽东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持久战等战略判断，使分散的革命力量有了共同目标。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终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在其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领导责任。
黄克诚的判断很明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刻，多次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若把这样的人物从历史中抽离，革命道路便无法解释，许多重大转折也无从谈起。
他的讲话并没有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谈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承认毛泽东晚年存在严重错误，但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盯住失误，更不能用失误抹去长期革命实践中的巨大功绩。
黄克诚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他的错误，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保持应有的尊重。整篇讲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黄克诚，几乎是凭着记忆和判断，把自己的认识完整说了出来。
会后，这份讲话引起重视。《人民日报》后来刊登了其中关于党的历史和纪律建设的部分，但涉及评价毛泽东的内容没有一并发表。黄克诚得知后没有急于追问，他明白，敏感问题的处理需要考虑政治环境和社会影响。
到了1981年春，黄克诚认为时机较为成熟，便让秘书将有关稿件送到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看过后，又与韦国清、梁必业交换意见，几人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在军队报刊发表。为慎重起见，稿件随后送给邓小平审阅。
邓小平同意发表，但提出文字还需要整理。承担这项工作的，是胡乔木。这个安排并不偶然。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期负责文稿、讲话和重要文件的起草整理，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和语言习惯十分熟悉。
胡乔木出生于1912年，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来投身革命。1939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关于青年运动的文章，得到毛泽东注意。1940年，他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次年，经王若飞转达，进入毛泽东身边工作。
有一次，毛泽东让他撰写社论，主题是分析苏德战争形势。胡乔木回到窑洞后迅速完成初稿，毛泽东只作了少量修改，文章很快发表。此后，他以文字工作见长，被称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约25年。
胡乔木拿到黄克诚的稿件后，重新调整了结构和措辞，使论述更紧凑，也更便于公开发表。但黄克诚看稿时发现，原文中的“毛主席”被统一改成了“毛泽东同志”。
黄克诚对秘书说：“文章改得可以，称谓还是改回去吧。我不习惯，从感情上也过不去。”
这句话并非单纯的称呼争执。对黄克诚而言，“毛主席”不仅是一个称谓，还包含着长期革命岁月中的亲身经历和政治认同。他与毛泽东共事多年，经历过战争年代，也见证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变迁，称呼的变化触及了他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意见传到邓小平那里后，邓小平同意恢复原称谓。胡乔木据此再次修改，将“毛泽东同志”改回“毛主席”。一篇文章因此保留了原作者最看重的历史感情，也完成了公开发表所需要的文字整理。
黄克诚在1986年12月28日病逝，终年84岁。其妻子为他写下挽联：“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几句话，与他在那场会议上的发言一样，少有修饰，却把一名老党员对历史、党和自身责任的态度说得十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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