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清晨，重庆白市驿机场，几架飞机突然升空。此时，城内一支两万余人的警察部队已经出现异动，原本负责守卫蒋介石住所、机场和码头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正准备调转枪口。谁也没有料到，抓捕行动尚未真正展开，目标已经离开了重庆。
这支部队并非普通警察。它的前身是刘湘旧部，后来被改编为新二十五师，又被纳入内政部警察系统。由于长期驻守重庆，部队控制着工厂、仓库、机场以及部分交通要点，逐渐成了蒋介石在重庆的重要屏障，因此被称为“御林军”。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并不完全放心，却很懂得如何让人替他卖命。他曾给“内二警”发放大量银圆，张佐斌晚年回忆，那些钱后来用卡车装运，撤往成都时还专门派人护送。钱给得不少，代价也很清楚：一旦战事吃紧，这支轻装备部队就要顶到前面。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张佐斌调集三个大队、两千多人守卫蒋介石居住的林园，又派一个大队看守白市驿机场的三架专机。蒋介石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住所和退路，恰好都掌握在一个对他已经心生疑虑的人手里。
张佐斌是黄埔军校第九期，时任“内二警”副总队长；总队长彭斌早年出身云南讲武堂，且曾在刘伯承部下任职。两人资历不同，彼此之间也有防备，但对蒋介石的做法都颇为不满。
局势转折出现在11月下旬。刘邓大军逼近重庆，蒋介石急令胡宗南从成都调兵增援，又在11月26日命令“内二警”前往长江南岸布防。彭斌和张佐斌都明白，手里的部队缺少重武器，若与正规野战军正面交锋，几乎等于被推上去消耗。
张佐斌私下已经同范绍增方面接触。范绍增与李济深关系密切，曾希望借助重庆地方武装反蒋。陈仲森是范绍增、张佐斌共同信任的人，他曾劝张佐斌：“蒋介石的飞机和机场都由你负责，真到了关键时候，为什么不把他扣下来？”
这句话并非空谈。张佐斌掌握机场警戒，彭斌则掌握部队指挥，二人只要配合，控制重庆部分要地并非没有可能。问题在于，谁也不敢先把真实想法说出口。
一个怕对方是监视者，一个怕对方临阵退缩。
刘邓大军压境后，两人终于摊牌。张佐斌后来回忆，他们曾商定由自己负责行动，调动部队控制牛角坨、曾家岩、上清寺和中山路等处；彭斌则率两个支队突袭林园，目标就是扣押蒋介石。这个部署的关键，不是兵力多寡，而是必须在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迅速完成。
偏偏意外先发生了。
行动开始后，罗君彤所部突然向彭斌方向开枪。枪声一响，彭斌误以为计划泄露，立即离开现场。张佐斌四处寻找，也没有及时找到他。后来才知道，这次冲突源于罗君彤与杨森之间的关系，并非蒋介石掌握了起义计划。一次与核心行动无关的枪战，却让本就犹豫的部署失去了节奏。
地下党员鲜继坚曾协助联络各方，希望尽快找到彭斌。李翰丞连续打了多次电话，派人到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有人认为杨森也在谋划行动，试图借此逼彭斌表态，结果各方消息互相交错，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后来，张佐斌终于在一处山洞找到彭斌。两人重新碰面时，已经耽搁了宝贵时间。就在他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几辆汽车从林园方向驶向白市驿机场。
“车里坐的是谁？”
没人回答。两人没有及时拦车。
不久，机场连续起飞三架飞机。蒋介石、蒋经国以及随行人员，已经乘机离开重庆。原定的离开时间是11月30日中午，实际却提前了大约十二个小时。蒋介石并不是因为确切掌握了“内二警”的计划才出逃，而是听到附近部队出现变化，又得知解放军力量正在向白市驿方向推进，于是改变安排，抢先离开。
蒋介石升空后，重庆城内的起义行动失去了最重要的目标。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立即察觉“内二警”已经发生异动，反而把这支部队调往成都，交由王陵基指挥。张佐斌后来被安排担任崇庆县防守司令，彭斌则担任大邑县防守司令。
这场行动失败，原因并不只是蒋介石跑得快。彭斌和张佐斌早已有共同打算，却长期互相猜疑；部队之间缺少统一调度，地方势力又各有盘算；再加上突发枪战打乱行动，最终形成了“计划已经启动，指挥却没有到位”的局面。
1950年6月，张佐斌回到重庆后再次起义。那场迟到的行动，距离他们第一次准备扣蒋，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张佐斌后来承认，自己当时一直担心彭斌在监视他，却没想到彭斌同样早有起义之心，也在提防自己。
若两人能够更早互信，若枪声没有造成误判，若那几辆汽车经过时有人果断下令拦截，重庆的结局或许会出现另一种写法。历史没有给他们第二次选择，白市驿机场的三架飞机升空后，抓捕蒋介石的机会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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