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6日，赣江西岸，夜色刚刚压下来。第十三军前线报来战果：周希汉指挥两个师突破桂军阵地，敌军九个师被打散，俘虏和缴获不断送到江边。指挥所里有人认为可以乘胜扩大战果，陈赓却盯着地图，只问了一句：“东岸渡口，还在我们手里吗？”
答案并不乐观。
赣江并非普通河流。河面宽，水势急，两岸又有丘陵和村落遮挡。部队一旦深入西岸，后方就只剩几处临时渡口。桂军表面上后退，实际上仍保留着机动力量，随时可能从侧后方切断退路。
陈赓很清楚，战场上的“击溃”，不等于敌人已经失去反击能力。尤其是桂系部队，长期在广西、湖南一带作战，熟悉山地道路，惯于利用地形穿插。正面被打退之后，他们往往会从侧翼回转，专门寻找突进部队与后方之间的空隙。
周希汉的两个师打得很猛，但兵力毕竟有限。前方阵地越推越远，伤员、弹药和粮食都要依靠渡江运输。若桂军突然封锁渡口，西岸部队就会变成孤军。眼前多占几处阵地，可能换来的却是整个突击集团被包围。
电报很快发到前线：“立即撤回东岸，不留一兵一卒。”
命令传来时，不少干部一时想不通。仗打赢了，为何还要后撤？周希汉没有争辩，只要求部队立即收拢。夜间，担架、弹药箱和伤员优先过江，作战部队分批掩护，能带走的物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则就地处理。
这不是仓促逃跑，而是有组织地脱离战场。
拂晓前，最后一批人员登上东岸。就在这时，西岸山林间突然出现火光，桂军的反扑开始了。枪声隔江传来，原先被突破的阵地又响起密集射击。若部队多停留一两个小时，渡口很可能被封锁，撤退就会变成突围。
有干部后来问陈赓：“既然已经打垮了敌人，为什么不再压一把？”
陈赓回答得很直接：“不能拿部队去赌。”
这句话，恰好说明了他的作战风格。陈赓善于抓住战机，却不迷信局部胜利。他看重的不是一处高地、一个村镇，而是整个战区的态势。赣江一线若被桂军拖住，第四兵团就可能陷入反复争夺，既消耗兵力，也耽误向华南推进的时间。
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三大战役胜利，但华中、华南的国民党军仍有相当实力。白崇禧掌握的桂系部队，既有作战经验，又熟悉湘赣粤边地形。他们的算盘很清楚：挡住解放军南下，必要时退入广西，甚至经雷州半岛转往海南，尽量保存实力。
因此，赣江上的这次交锋，不能只看成一次渡江战斗。对陈赓而言，更重要的是摸清桂军的反应速度和作战习惯。敌人会不会回马反击，能调来多少预备队，哪条道路适合迂回，这些信息比多占几个阵地更有价值。
有意思的是，命令后撤，反而让桂军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解放军攻势受挫，便继续调整兵力，准备在下一处要地组织阻击。陈赓则利用这一间隙整顿部队，补充弹药，掌握道路，等待更大的突破口。
进入6月，中央军委对华南战局的部署逐步明确：不能只盯着桂军正面阵地，而要从其侧后方下手，迫使对手失去机动空间。陈赓的思路与此相合。他并不急于在一条江、一座城上反复硬拼，而是考虑如何把长距离运动变成切断敌军退路的手段。
部队在赣南休整时，训练和防疫同时进行。南方气候湿热，北方来的官兵容易患病，山路、河网和补给条件也与中原战场完全不同。看上去是停下来，实际是在为下一阶段的连续作战做准备。
随后，第四兵团继续向广东方向推进。韶关是粤北的重要门户，广州则关系到国民党军能否依托珠江三角洲继续组织抵抗。陈赓没有把赣江边的局部战果当成终点，而是把它放进更大的战役布局中：一面牵制和压迫桂军，一面切断其向广东沿海和广西退却的通道。
衡宝战役期间，桂军主力受到牵制；广东战场的推进，又使其东南方向的联络更加困难。等到广州及其外围局势急转直下，桂系原先设想的相互策应已经难以实现。战场上的许多溃败，并不是从最后一声枪响才开始，而是从退路被逐步压缩时便已经注定。
赣江撤退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它没有带来一张夸耀战果的战报，却保存了两个师的有生力量，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包围。对指挥员来说，能够在胜势中保持冷静，往往比在败势中组织突围更难。
那一夜，周希汉部队渡过赣江，桂军的火力追到了天亮。江面重新安静下来，东岸部队开始清点人员、救治伤员、整理装备。陈赓要求留下的，不是一块孤立阵地，而是一支能够继续南下作战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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