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儿子叫陈默，24岁，在省城送外卖。电动车拐弯时被一辆渣土车卷进轮底，当场就走了。

殡仪馆的告别厅很小，只摆得下二十把椅子。大伯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穿着一件洗得领子发白的蓝衬衫，那是陈默去年过年给他买的。从进门到遗体推进火化炉，大伯一滴眼泪都没掉。

亲戚们在背后交头接耳。二婶抹着眼泪说：“他爸怎么不哭呢？”三叔叹气：“怕是伤心过头了，人傻了。”

我站在大伯身后，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指节粗大，是种了一辈子地的手。那双手安安静静地搁着，纹丝不动。

陈默的骨灰盒是大伯自己挑的。殡仪馆的人推荐了几款，有黑檀的，有汉白玉的，最便宜的也要三千八。大伯看了一圈，指着角落里一个素面松木盒说：“这个就行。”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大爷，这个……有点简陋。”

“他小时候睡的就是松木床，”大伯说，“我亲手打的。”

火化结束后，大伯抱着骨灰盒往外走。二婶追上来：“哥，你哭出来吧，别憋着。”大伯脚步没停：“哭啥，他活着的时候我天天骂他，现在死了，清净。”

这话说得难听，二婶当场就红了眼圈。但我知道大伯不是那个意思。

陈默十六岁就出去打工了。大伯那时候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家里欠了一屁股债。陈默走的那天，大伯拄着拐杖送到村口，说：“混不出名堂别回来。”陈默真就没回来，每年只往家里打钱，人不见影。大伯逢人就说这儿子白养了，不孝顺。

去年除夕，陈默突然回来了。开着一辆二手面包车，后备箱塞满了年货。大伯站在院子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憋出一句：“车停外面，别挡着道。”

那天晚上陈默喝多了，抱着大伯哭：“爸，我攒够钱了，明年回来盖房子，给你娶个儿媳妇。”大伯把他推开：“少说屁话，去睡觉。”然后自己坐在灶台前，抽了半宿的烟。

第二天陈默就走了，说春节单子多，能多挣点。走的时候大伯在院子里劈柴，头都没抬。面包车开出巷子口，大伯的斧头才停下来，斧刃上全是泪。

这些事，大伯从来没跟人说过。是我爸告诉我的，说大哥这辈子嘴硬心软，对谁都这样。

陈默火化后的第七天，大伯去了趟省城。他打听到渣土车公司赔了八十六万，钱已经打到卡上了。大伯把卡里的钱全取出来，分成三份：一份还了村里的债，一份存了定期，剩下三十万，他去了镇上的小学。

校长认得他，陈默就是从这所小学出去的。大伯把装钱的蛇皮袋往桌上一放：“给学校修个食堂，孩子们中午别吃凉的了。”

校长说这得立个碑，写清楚是谁捐的。大伯摆摆手：“就写陈默。我儿子。”

回去的路上，大伯拐进了镇上的电动车行。他看了半天，买了一辆最便宜的二轮电动车，蓝色的，跟陈默送外卖骑的那辆一个颜色。

骑回家时，邻居问他：“老陈，咋买新车了？”

大伯说：“去地里方便。”

其实他家地早就租出去了。那辆车他每天擦一遍，停在院子里，车头朝着省城的方向。

有天傍晚我去看他，见他坐在院子里对着一堆旧东西发呆。凑近一看，是陈默小时候的作业本，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的爸爸”——“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他会盖房子，会种西瓜，还会给我做木头枪。”

大伯把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行铅笔字，是陈默写的：“我长大要挣好多钱，给爸爸买皮鞋，他下雨天就不用光脚了。”

大伯终于哭了。

他把脸埋在那本作业本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出声。哭了很久之后，他抬起头，把作业本整整齐齐收进铁盒，站起来去厨房做饭。

那天晚上他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青椒肉丝，都是陈默爱吃的。他把菜端上桌，摆了两双筷子，然后对着空荡荡的对面说：“吃饭。”

院子里的电动车安安静静停着，蓝色的车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月光。风从省城方向吹过来，吹得院门口那棵老槐树沙沙响，像是谁骑车经过，车轮碾过落叶的声音。

大伯夹了一筷子西红柿炒蛋，慢慢嚼着，忽然说：“盐又放多了。”

对面没有人回答。

但他还是把两碗饭都盛得满满的，一口一口，吃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