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北京军事科学院，68岁的王诚汉刚刚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几个月，便接到了组织通知：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退休生活尚未完全适应，新的任务已经摆到面前。
这次任命并非临时起意。军事科学院是1958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建立的全军最高军事科研机构，曾汇聚叶剑英、粟裕、王树声、宋时轮等一批军队领导人和军事理论专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军队建设进入调整转型阶段，科研工作也必须跟上战略变化。
邓小平看中的，正是王诚汉身上的一种特点：有经验，但不保守；能服从命令，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干部，既能把握方向，又不会把科研机构带成单纯的行政机关。
这个特点，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表现得很明显。
当年5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议题之一是贯彻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部署，全军减少员额100万。原有11个大军区将调整为7个，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机关驻地原定昆明。
消息传到成都后，部队内部议论不少。王诚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进退上，而是反复考虑一个实际问题：新的军区机关设在哪里，才更有利于西南方向的作战指挥、交通联络、后勤保障和长远建设？
有人劝他，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照办就是。王诚汉却认为，重大部署在执行前充分反映情况，恰恰是对中央负责。他说：“有意见就及时反映，不能因为已经有了方案，就不再思考。”
抵达北京后，他专门找到洪学智，询问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提。洪学智明确表示，有建议可以大胆讲，供军委参考。王诚汉随后与有关同志交换意见，又组织人员起草建议信。
信中没有空泛争论，而是从四川和成都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地理条件入手，分析成都作为西南军区机关驻地的优势。同时，信末也写得很清楚：军委无论作出什么决定，都坚决服从。
会上，王诚汉与万海峰联名发言。内容摆事实、讲依据，没有回避服从大局，也没有放弃专业判断。经过讨论，中央军委采纳了有关意见，将新军区机关驻地由昆明改为成都。邓小平后来评价王诚汉，称赞他敢于提意见，有自己的想法，也能踏踏实实工作。
精简整编并不只是换个番号、搬个机关。人员调整、装备管理、经费使用、干部安排，每一项都牵涉部队稳定。王诚汉在成都军区主持工作时，要求开展顾全大局教育，停止突击提干，严格管理武器装备和物资经费，保证部队秩序不乱。
整编完成后，军委向相关军区派出协调小组，协助新班子完成交接。王诚汉与谢振华等同志承担了这项工作。两个多月里，他们要处理机构衔接，也要安抚干部思想。等新机关运转起来，协调小组的任务才告一段落。
此时的王诚汉已经在军队工作数十年。看到年轻干部逐渐接班，他主动向组织提交退休报告。1985年8月，退休申请获批准。按他的打算，今后读书、休息，偶尔到各地考察，生活就这样安排了。
但几个月后，组织通知再次传来：“你有新任务了。”
王诚汉起初有些迟疑，认为军事科学院应当选派年富力强的同志。他毕竟刚刚退下来，身体和精力都不比从前。不过，邓小平和军委领导经过研究，仍认为他适合这项工作。面对组织决定，他没有再推辞。
到任后，他面对的不是一支作战部队，而是一批军事科研人员。政治工作要抓，学术规律也不能忽视。王诚汉与院领导研究后，对科研管理作出调整，包括理顺研究部门、实行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相结合、落实主编主笔制，并改进学术成果审查办法。
这些措施看似细碎，实际关系到科研人员能不能放开手脚。军事研究不同于一般行政工作，既要讲政治方向，也要尊重专业判断。王诚汉没有用简单命令代替学术管理，而是努力把两者衔接起来。
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发现，科研成果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住房、办公条件和经费保障。当时军事科学院生活条件较紧张，部分干部无法按标准分房，几个人合住一套住房的情况并不罕见。
王诚汉向军委、总部反映困难，同时要求院内开源节流。经过多方努力，军事科学院后来筹集资金新建8幢宿舍楼，干部职工的住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他提出，科研队伍建设、学术成果和后勤保障，是主要负责人的三件大事，保障工作做不好，前两项也会受到影响。
王诚汉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约四年。1988年9月14日，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4月20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调整，已近73岁的王诚汉退出领导岗位。
退休后，他仍坚持阅读文件和参考资料，重要内容要标记、摘录，再反复思考。他还喜欢书法。年轻时，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师长，有一次驾驶吉普车发生翻车，整理好军装后继续赶路。年事渐高、纪律要求改变后，他便不再亲自驾车。
他也常到各地考察，把看到的经济建设经验带回家乡湖北红安，向乡亲们谈农业发展和改善生活的办法。2009年11月20日，王诚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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