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海运仓招待所内，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看望老战友廖汉生。表面上是叙旧，实际上，他此行还带着一个现实问题：军科院领导班子已有多位政委，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位？
这件事乍看有些绕。一个单位设置多名政委，本应力量充足，可军科院当时的特殊情况是，名义上的职务安排与实际主持工作，并不能完全重合。宋时轮需要的，是一位能够真正到院里坐班、参与日常工作的搭档。
1972年，叶剑英不再兼任军科院院长、政委后，宋时轮出任院长，粟裕任第一政委，王树声任第二政委，王新亭任政委。这个班子规格很高，成员不是大将就是上将，在当时的军队系统中颇为突出。
但职务高，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军科院。粟裕虽然担任第一政委，却长期承担其他重要工作。特别是1967年以后，他先后参与一机部、中科院的军管工作，后来又在军委和国务院业务组承担任务，工作范围相当宽。
1971年，周恩来安排粟裕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他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等方面，后来还担任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军科院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仍在，但日常事务自然要由其他领导协助处理。
这并不是粟裕被边缘化。恰恰相反，他承担的工作不少，只是活动重点不在军科院。很多人把1958年粟裕离开总参谋部，简单理解成从此远离军队核心，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六十年代中后期，他依旧参与重要军政事务，只是行事更加低调。
王树声的情况又不同。1972年前后，他与粟裕一同在军科院任职，后来改任第二政委。按照职务分工，他本可以更多参与院内工作，可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实际工作受到限制，养病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这样一来，军科院真正承担日常工作的，主要落在宋时轮和王新亭身上。院务、科研、干部安排以及政治工作，都需要有人持续处理。名义上人不少，能长期在岗的人却有限，宋时轮显然感到了压力。
有意思的是，他想到的不是从外单位调一名陌生干部，而是去找一位熟悉军队情况、又有丰富指挥和政治工作经历的老搭档。这个人，就是廖汉生。
两人的交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已形成。抗战爆发后，宋时轮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廖汉生担任相关部队领导职务。后来宋时轮率部组建宋支队，深入雁北敌后开展游击战，双方由此建立了较深的工作联系。
此时的廖汉生，已经赋闲了一段时间，等待组织安排。对一名长期在军队中工作的干部来说，没有具体岗位可做，既是个人处境，也是那个特殊时期干部安排中的常见难题。
宋时轮与他谈到军科院的情况，直接问道：“愿不愿意到军科院担任政委，再一起搭班子？”廖汉生的回答很朴实：“只要能干点工作，去哪里都行。”
这几句话不长，却说明了廖汉生当时的心态。他并不是在意职务高低，而是希望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军科院是军队重要科研机构，承担军事理论、作战经验和建军问题研究，政委一职既要懂政治工作，也要熟悉部队实际。
据廖汉生回忆，谈话后大约十天，总政治部便派人找他，通知其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这个速度，至少说明宋时轮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重视，也反映出军科院确实需要一名能够到位履职的政工干部。
廖汉生到任时，宋时轮以及副院长、副政委等领导班子成员到场欢迎。随后，他还去医院看望了第一政委粟裕和第二政委王树声。这样的安排很有意味：一方面是新任干部履职，另一方面也是对原有领导关系的承接。
廖汉生在军科院工作到1975年，随后调任南京军区政委。之后，军科院领导班子又作出调整，肖华任第二政委，刘志坚任政委。宋时轮当年在招待所寻找“新搭档”，并非简单增加一个职务，而是为了让一个重要单位在人员分工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日常工作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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