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秋，延安，王树声带着杨炬走进徐向前住处时，屋里已经坐了不少熟人。贺龙、陈赓等人早早赶来，几位将领难得聚在一起，桌上摆着简单的节日吃食，徐向前还取出一副扑克牌。
那时的延安，物资并不宽裕，节日也没有多少排场。可战友们一见面，话就多了起来。牌局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杨炬几次提出告辞，都被贺龙和徐向前留住。
有意思的是，大家留人的真正原因，并不只是过节。
徐向前看了看王树声，又看了看杨炬，突然问道：“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
杨炬低下头，没有回答。王树声倒是很干脆，只说两人已经商量过，婚事要往后放一放。贺龙听了不依不饶：“这个‘往后’，到底是多久？”
两人一时都没接话。徐向前见状，便换了个说法：“婚期不说也行，那就讲讲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句话，反倒把两人问得有些不好意思。王树声和杨炬对视一眼，往事便从几年前说起。
1942年9月，王树声调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军事队队长。那时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参加过黄麻起义，经历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和长征，性格直率，办事果断。
可在男女关系上，他并不擅长。
延安周末常有舞会，王树声几乎场场参加，却很少跳舞。他坐在人群边上，目光总是追着一名年轻女医生。这个人就是杨炬，当时在中央门诊部工作，年仅二十一岁。
杨炬来自湖北南漳。少年时期，她曾被家里安排过一门婚事，对方是当地地主家庭。她不愿接受这种婚姻，也不愿把人生交给别人安排。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离开家乡，奔赴延安。
1938年夏天，杨炬和同学一道抵达陕北，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门诊部，成为一名医生。她的经历和性格，在延安女青年中颇有代表性：有文化，能吃苦，思想也十分坚定。
王树声想认识她，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老战友唐明春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提出请妻子连军帮忙牵线。可等了几天，消息迟迟没有进展，王树声坐不住了。
一天傍晚，他特意换上干净军装，刮了胡子，直接来到中央门诊部。碰巧当班的正是杨炬。等病人散去，他才坐到桌前。
杨炬按看病程序询问：“姓名，单位，哪里不舒服？”
王树声脱下袜子，指着脚后跟说裂了口子。杨炬低头查看伤口，他却不断追问对方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在哪里学的医。问着问着，他忽然红着脸说：“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
杨炬听明白了，放下手中的笔，转身进了换药室。屋里只剩王树声一个人，手里还拎着袜子，场面相当尴尬。
这次主动接触，算不上成功。
唐明春听说后，笑着批评他：“这是找对象，不是找警卫员，不能这么毛躁。”
随后，连军和杨炬熟悉的王玉环先后出面，向杨炬介绍王树声的革命经历和为人。杨炬起初并不急于表态，直到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亲自找她谈了一次。
傅连暲没有替她作决定，只是把王树声的情况讲清楚：这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作战经验丰富，为人坦诚，虽然不善于说漂亮话，却值得认真了解。
杨炬最大的顾虑，是两人年龄相差十六岁，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傅连暲便提醒她，延安的青年男女大多来自战火和革命队伍，不能拿旧式婚恋眼光去衡量。
不久，杨炬收到王树声的来信。她原以为这位将领只是个不拘小节的“武将”，没想到信中文字朴实，却写得遒劲清楚。这个细节，让她对王树声有了新的认识。
两人正式交往后，王树声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杨炬听，杨炬也坦率说明了家庭和婚姻上的旧事。王树声没有介意，反而称赞她敢于冲破旧习。
相处中，杨炬提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先不要急着结婚。王树声虽然年长，也确实有成家的打算，却尊重了她的决定。杨炬后来回忆，两人的关系并不是靠热闹场面促成的，而是在一次次谈话和了解中慢慢确定的。
有一段时间，杨炬随中央门诊部到安塞、蟠龙一带开展巡回医疗。当地交通困难，通信也不方便，她离开延安后，王树声很长时间打听不到消息。
他放心不下，带着猪肉和白面，骑马赶去寻找。途中遇到暴雨，延河水势上涨，过河时坐骑几乎被冲倒。王树声还是冒险渡河，终于见到了杨炬。
直到1944年中秋前一天，杨炬结束巡回医疗回到延安。第二天，她跟随王树声到徐向前住处拜访。谁也没想到，一场普通的节日聚会，竟成了战友们集体“审问”婚事的场合。
徐向前后来提议，当天就把喜事办了。贺龙也打趣说，自己和杨炬同属湖北湖南一带，算得上半个娘家人；王树声长期跟随徐向前作战，徐向前自然就是婆家人。
杨炬看了看身上的旧列宁装，有些犹豫：“我现在不像新娘子。”
贺龙摆手说：“革命夫妻，不讲这些排场。”
陈赓更是跑到门外，向周围大声宣布婚讯。消息一传开，战友们立刻忙着张罗。徐向前把自己的卧室腾出来，作为新人的居所，大家凑出简单的饭菜和用品。
当天，王树声与杨炬在战友们见证下结为夫妻。婚礼没有复杂仪式，也没有像样嫁妆，仪式结束后，大家找来旧留声机，临时办起了舞会。那副后来流传下来的对联，写的是：“调皮遇厉害，花好见月圆。”横批四字：“革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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