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率团访问的杨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二野名将，此时却以副总参谋长身份接受对等接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没有出面会见。外交场合的一个安排，意外暴露了一个问题：杨勇在中国军队实际承担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他的正式职务。
这并不是南斯拉夫方面有意怠慢。按照职务对等原则，副总参谋长对应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接待规格并不算失礼。问题在于，外方并不了解中国军队内部的具体分工。当时邓小平虽任总参谋长，却同时承担中央和军委的大量工作，真正主持总参日常事务的，正是杨勇。
杨勇上任副总参谋长是在1977年9月。此前，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于1977年7月通过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邓小平重新进入中央和军队核心领导岗位后，考虑到总参工作千头万绪，便把杨勇调来协助整顿。
杨勇不是只会带兵冲锋的战将。战争年代，他担任过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新疆军区主要领导职务，既有作战经验，也熟悉大兵团管理。邓小平对他说得很直接：“先把总参班子整顿好，还要准备打仗。”
这句话，点出了当时总参面对的两项任务。军队经过特殊历史时期，机关作风、干部状态、战备意识都需要恢复。杨勇没有从口号入手，而是先抓干部。他与迟浩田商量从全军选调特殊业务人员时，特意强调，不能只照顾北京军区旧部。后来调入总参的人员，确实没有一个来自北京军区。
1978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开展“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同时整顿“软、散、懒”现象、官僚主义和文风，合称“三查三整”。整顿一旦动真格，必然会触及具体利益。
有位五十年代转业到地方的女干部，后来要求回总参工作，并希望担任局级职务。杨勇没有凭关系处理，也没有简单拒绝，而是主持党委会反复研究。最后形成的意见是：可以回来，但只能平调，不能借机提拔。
这类决定很容易得罪人。随后，匿名信和流言不断出现，矛头指向总参党委以及杨勇本人。杨勇没有组织专门力量追查，也不逢人解释。他的态度很朴素：只要工作没有耽误，总参不能因为流言而乱了阵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勇读后，立即找到迟浩田讨论。迟浩田认为文章讲得正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公开组织学习可能引起争议。
杨勇没有等通知。他说：“总参要学，出了问题我负责。”随后，总参在全军较早组织了相关学习和讨论。这个动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围绕文章的争论正在扩大，军队机关也面临着是否跟进、如何跟进的现实考验。
杨勇把这场讨论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既然实践是检验标准，那么过去一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结论，就应当重新审查。到1978年底，总参为1505名受到不实处理或迫害的人员落实政策，为432人平反昭雪。对许多当事人来说，这不是文件上的数字，而是多年等待后的明确结果。
南斯拉夫之行发生后，事情并没有马上解决。1978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率团访华，了解杨勇在中国军队中的实际位置后，专门向他表示歉意：“我明白了你的身份，接待你的规格不够。”
这番话传回军委，也让领导层更加清楚地看到，杨勇长期“主持工作、职务偏低”的状况，已经影响到军队对外联系。名实不相符，既不利于工作，也容易造成误解。
1979年，邓小平因事务繁重，准备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经过征求意见，军委一度考虑由杨勇接任，并安排张震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他熟悉参谋业务。张震后来回忆，军委领导曾找他谈过这一安排。
但杨勇在“三查三整”中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新的匿名信又送到了军委等部门。邓小平没有仓促决定，而是重新听取老同志和军队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
杨勇对此没有消沉，反而公开表示欢迎。杨得志比他年长两岁，战争年代两人多次并肩作战，杨勇一直称他“老杨哥”。杨得志到任后，杨勇即使身体不佳，也多次陪同他到部队视察。一次在东北，天降大雨，两人仍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
1982年初，杨勇被确诊为肺癌。医生和战友都劝他休息，他却说：“活着就得拼命干。”同年9月，他抱病出席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副总参谋长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在党的历史上极为特殊。
病情恶化后，杨得志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杨勇却劝道：“老杨哥，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原定安排6000人参加遗体告别，实际前来送行者超过1万人，邓小平也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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