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5日，柏林一场外贸活动上，默茨终于把德国藏了几个月的牌摊到桌面：
10月欧盟峰会若讨论对华强硬贸易措施，德国将明确支持。
此前还担心中国反制伤及本国车企的柏林，如今突然给布鲁塞尔递拳套。
问题是，这记拳头真能打压中国，还是会先砸中德国自己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
德国决定对华重拳出击
2026年9月15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参加外贸活动时公开表示：
德国将在10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会议上，支持欧盟完善贸易政策工具，应对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和对华经济依赖。
这番话意味着，德国对华经贸政策正在跨过一道重要门槛。
过去，法国等国家主张对中国商品设置更多壁垒时，德国往往表现得相对谨慎。
原因很现实：中国不仅是德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大众、宝马、奔驰、巴斯夫和西门子等企业的重要投资地。
柏林担心，一旦欧盟扩大贸易限制，中方采取反制，德国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将首当其冲。
如今，默茨公开为欧盟强化对华贸易措施站台，德国正在从欧盟内部的谨慎派变成推动者。
这场转向并非突然发生，而是经过数月铺垫。
2026年7月，德国政府内部便有人要求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但默茨没有立即表明最终立场。
8月底，他要求内阁研究欧中贸易失衡及德国对华出口下降问题。
9月2日，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宣布，德国将在未来数周形成一揽子对华措施，并推动至欧盟层面。
到了9月15日，默茨公开表示支持，等于为这套政策加盖了总理的政治印章。
且德国正在研究的措施并非只有一项关税，而是覆盖商品、资本、技术和供应链多个环节。
首先是汽车关税。
欧盟此前已经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没有被纳入。
随着中国车企调整出口结构，中国品牌插混车型在欧洲市场迅速增长。
相关统计显示，2026年6月，中国品牌约占欧洲插混车交付量的34%；7月，欧洲新增注册的插混车型中，中国品牌所占比例仍接近三分之一。
德国政府正在评估推动欧盟对中国插混车型加征额外关税，试图堵住这一所谓“缺口”。
德国的选择性政策
其次是提高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
克林拜尔提出，部分进入德国或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应设立本地运营实体，甚至以欧洲资本控股的方式组建合资公司。
德国还支持“购买欧洲货”，希望利用公共采购和产业补贴优先扶持欧洲企业。
这种主张暴露出德国对自由贸易的选择性理解。
德国企业过去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供应链并获得巨额利润时，柏林将市场开放视为理所当然。
如今中国企业依靠产品竞争力进入欧洲，德国却开始强调股权结构、本地生产和采购优先。
所谓公平竞争，逐渐变成只允许德国企业享受开放红利，却要求中国企业承担额外门槛。
第三项措施是扩大投资审查。
德国现行制度允许政府在外国投资威胁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时进行干预，新方案则可能加入“经济韧性”“战略依赖”和“不对称风险”等标准。
由于这些概念边界模糊，德国政府干预中国企业投资的空间将明显扩大。
部分德国官员还希望建立对外投资审查制度，限制德国企业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中国。
问题在于，德国企业并没有按照政客设定的方向撤离中国。
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新增投资约5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
在柏林不断宣扬“降低依赖”的同时，德国企业反而扩大投资，说明政治口号和商业利益之间存在明显裂缝。
第四项措施是扩大技术出口管制。
德国政府正在研究限制先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其他所谓军民两用技术出口。
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国家安全”概念，把越来越多民用技术列入限制范围，德国正准备沿着相似方向推进。
这种做法或许能在短期内给中国企业制造困难，却会迫使中方加快替代研发，并寻找其他供应渠道。
一旦中国企业完成技术替代，德国供应商失去的市场就很难重新夺回。
第五项措施涉及关键原材料和供应链。
德国希望增加稀土、钨等资源储备，扩大中国以外的采购来源，并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欧洲本土加工能力。
适度分散供应风险本属正常经营行为，但德国正把商业问题全面安全化，并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描述成威胁。
然而，如果柏林为了政治目标强制企业更换供应商，首先增加的将是德国汽车、机械、电子和军工企业的成本。
害人终害己
那么默茨政府为什么愿意冒险？根本原因在于德国自身的工业困境已经转化为政治压力。
2025年，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9.7%，降至约813亿欧元；从中国进口增长8.8%，达到约1706亿欧元。
面对接近900亿欧元的货物贸易逆差，德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把产业压力归因于中国竞争。
但德国制造业的问题并非中国造成。
俄乌冲突升级后，德国参与对俄制裁，原有廉价能源供应受到破坏，天然气和电力成本长期高企，化工、钢铁、玻璃等高耗能行业承受巨大压力。
德国又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软件和数字化转型方面行动迟缓，传统燃油车时代形成的优势没有顺利延续到智能电动车时代。
与此同时，德国还存在基础设施老化、投资不足、审批周期过长、劳动力短缺和税费偏高等问题。
柏林不愿正视自身战略失误，便把贸易逆差包装成主要病症，把中国当成最方便的外部解释。
而默茨选择借助欧盟出手，也是因为德国单独对华施压的筹码有限，承担不起单独对抗的后果。
加之法国一直推动加强贸易防御，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倾向于扩大保护性措施。
德国过去的谨慎态度，是欧盟难以统一行动的重要原因。
如今默茨公开支持，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便获得了最关键的政治配合。
然而，德国与法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德国企业在中国拥有更大规模的投资，汽车、化工和机械行业与中国市场联系更深。
一旦中欧经贸摩擦升级，法国可能获得更多产业保护，德国企业却可能付出更高代价。
中国也不会只承受压力而不采取行动。
中国拥有庞大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关键原材料加工能力，德国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既需要中国消费者，也依赖中国供应商。
欧盟如果扩大对中国商品、投资和技术的限制，中方必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企业权益。
届时，德国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出口下降。
德国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可能被其他竞争者取代，关键原材料供应波动还会进一步抬高其制造业成本。
柏林想把中国企业挡在欧洲市场之外，却无法保证德国企业仍能在中国市场畅通无阻，害人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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