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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武二年，大明立国刚满一年，沿海警报接连不断。
来自日本的倭寇频繁登陆山东，劫掠村镇，掳走百姓，破坏生产。
刚刚扫平群雄、推翻蒙元的朱元璋，无法容忍边境持续遭受袭扰，当即草拟诏书，派遣使者杨载渡海前往日本问责。
诏书中的态度十分强硬，一方面告知海外诸国中原已经改朝换代，大明取代元朝执掌天下；另一方面严厉质问倭寇跨海劫掠的罪行。
朱元璋给出两条路供对方选择，愿意臣服就遣使纳贡，恪守本分；如果继续纵容海盗作乱，大明水师将扬帆跨海，直抵日本本土，擒其国王，代天征伐。
只是当时日本正深陷南北朝内战，南北各有天皇，战火连绵不休。
战败的南朝领主收拢武士、浪人和商人，靠着海上劫掠获取物资。
明朝使者不熟悉日本内部纷乱的政局，误将掌控九州的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诏书送到了他手中。
怀良亲王本身就是靠征战立足的地方势力，性格桀骜。
他没有接受大明的警告，反而直接杀害明朝使者，倭寇袭扰沿海的行动丝毫没有收敛。
洪武三年，朱元璋再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
怀良亲王见到赵秩，立刻提起元朝东征旧事，还因为使者同样姓赵，怀疑他是蒙古人的后裔，假意谈判，实则准备设下埋伏。
面对武士环伺，赵秩从容不迫，当面驳斥怀良亲王的猜忌，陈明大明国力远非元朝可比。
怀良亲王见使者毫无惧色，态度骤然转变，以厚礼接待使团，还派遣僧人赴明朝贡，送回被掳的七十余名百姓。
朱元璋大喜，赏赐来使，挑选僧人护送使团归国，赠送《大统历》，希望借助佛法拉近两国关系。
可怀良亲王反复无常，扣押明朝僧人长达两年，倭寇劫掠依旧在浙江、福建沿海上演。
日本各地诸侯眼红朝贡贸易丰厚的收益，纷纷私自派遣使者入明求贡。
朱元璋认定这些使者没有本国君主正式授权，名分不正，大多拒绝接纳，仅简单赏赐使者打发回去。
洪武十三年，北朝足利义满遣使上书，文书措辞傲慢。
多次外交拉锯，让朱元璋动了征伐日本的念头。
此时西南云南梁王势力已经被明军剿灭，北元经过连年打击，只能小规模袭扰边境，大明终于腾出手来规划海外战事。
朱元璋打算集结水师东征，朝堂之中，只有李文忠站出来直言劝阻，其余大臣的观点没有留下详实记载。
怀良亲王收到明朝的谴责文书，回信毫不示弱。
信中直言，小国自有御敌方略，文有孔孟之道，武有孙吴兵法。
山海阻隔之下，不会轻易俯首投降。
大国坐拥万里疆土，不该执着于远征海外。
交战胜负本就难料，小国并无畏惧。
读完回信，朱元璋怒火中烧，一度想要亲自领兵踏平日本。
冷静之后，元朝两次东征惨败的史实，让他停下了备战的脚步。
忽必烈一统中原之后，多次遣使逼迫日本称臣，全部遭到拒绝。
一二七四年，元与高丽联军三万余人渡海进攻日本。
两军对阵，日本武士依照传统射出响箭宣告开战。
元军弓箭带毒，还有铁火炮这类新式武器，爆炸火光震天，日军从未见过如此战法，死伤惨重。
激战至黄昏，日军援军源源不断赶来。
元军孤军深入，粮草耗尽，只能选择撤退。
当晚海上狂风大作，大量战船损毁，一万三千多名将士葬身大海，折损接近半数。
七年之后，忽必烈再次组织十四万大军，兵分两路二度东征日本。
大军航行途中便遭遇风暴，登陆之后瘟疫蔓延，三千将士染病离世。
日军集结数万兵力迎战，多名日军主将战死。
可就在元军准备发起总攻的当夜，超强台风席卷海面，战船成片倾覆。
海面上尸体堆积，甚至可以踏着尸体通行。
日本人将这场救命风暴称作神风，二战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名称便来源于此。
元军撤回高丽时，生还者不足两成，十万将士埋骨大海。
忽必烈原本计划第三次东征，最终被重重阻力搁置。
元朝不仅日本征伐失利，三次出兵安南同样没能长久守住占领区域。
连续的海外战争掏空国库，百姓负担急剧加重，战败之后，元朝在周边诸国的威慑力大幅下滑。
朱元璋十分清楚这段历史，跨海作战最大的敌人不止是敌军，还有变幻莫测的海洋气象。
《明史》记载，朱元璋吸取蒙古征伐海外失败的教训，决定不对日本动用大军。
李文忠的劝谏，也帮助朱元璋看清远征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日本位列其中。
朱元璋明确写下，这类海外远国被山海隔绝，就算占领土地，产出不足以供给国内，当地民众也难以治理。
倘若对方主动进犯边境，便是自取灭亡；若无祸患，大明不可主动兴兵远征。
他担心后世子孙依仗强盛国力，贪图战功，无故挑起大战，造成大量伤亡，要求后代严守这条训诫。
明初名将阵容堪称豪华，徐达、汤和、常遇春、李文忠，还有擅长水战的廖永忠，刘伯温统筹战略，李善长负责后勤。
彼时日本南北分裂，各方势力互相敌视，很难快速整合兵力，是东征难得的窗口期。
即便拥有顶尖的文武班底，远征依旧绕不开现实难题。
如果明军侥幸避开台风，顺利登陆九州，击败怀良亲王守军，短期作战胜率可达六成至七成。
打完就撤军，能够震慑倭寇，却无法根除沿海劫掠。
想要长期驻守九州，胜率仅有三成五。
漫长海上补给线消耗海量钱粮，补给极易被切断。
一旦本土面临危机，日本各地诸侯会放下矛盾联手抵抗。
若以九州为基地，进一步征服整个日本，成功率不足两成，几乎无法实现。
明初天下刚刚安定，百废待兴。
打造大型战船、筹备粮草、征调水师，巨额开销会压得民生喘不过气。
元朝两次东征掏空高丽财政，国内民怨四起，国际威望大跌，这些前车之鉴，朱元璋不会忽视。
洪武十八年，胡惟庸谋反案爆发。
朱元璋认定胡惟庸私通日本，图谋加害自己，直接断绝中日官方朝贡贸易，拒绝日本使者入境。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传位，朱棣登基之后，日本已经完成统一，足利义满掌握大权。
永乐二年，朱棣派遣郑和出海宣示新帝登基，日本率先归附。
足利义满抓捕二十多名倭寇献给大明。
朱棣十分满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继位，拒绝明朝册封，中断朝贡往来。
朱棣盛怒之下，扬言调集万艘战船征伐日本，最终依旧选择克制。
朱棣不征伐日本，并非单纯受《皇明祖训》约束，安南同样是不征之国，朱棣依旧出兵占领。
安南战场的巨大消耗，让朱棣看清海外领地的沉重负担。
驻守安南期间，每年军费高达三百万两，当地赋税仅七万两。
当地反抗此起彼伏，粮草需要从内地千里转运。
等到朱瞻基即位，只能放弃安南，大军撤回国内。
永乐年间海防建设成效突出，望海埚一战全歼两千倭寇，辽东长久没有大规模倭患。
到嘉靖年间，吏治败坏，沿海海防设施荒废，倭患集中爆发。
嘉靖一朝倭患案件，占到明代总数八成。
嘉靖三十四年，五十三名倭寇登陆浙江，一路转战直逼南京。
城内守军数倍于敌，却紧闭城门不敢出战，这件事成为明代海防的一大耻辱。
战争从来不是只比拼将士勇武，后勤补给、地理风险、战后治理，每一项都会左右最终结局。
朱元璋并非没有踏平日本的雄心，元朝跨海惨败的教训，加上远征难以承受的国力消耗，让他选择克制，立下不征之国的祖训。
大国之间的征伐与隐忍，背后都是冷静的利弊权衡，这段数百年前的抉择，时至今日依旧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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