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3分，畅销世界四十余年，这本书迎来全新译本|古典诗词|小说|文学|莎士比亚|著作|译本|诗歌|豆瓣

1983年初版以来，这本书不断再版，被译成二十余种语言。它被人类学家、律师、商学生等各领域读者追捧，读者称之“灵气满满、令人膜拜”，作者也因此被誉为“文论界的摇滚明星”。

它“可能是当今世界最畅销的文学批评著作”，甚至还有著名商学院，将它的畅销作为案例加以研究。

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会拿地铁告示讨论文学，借一个父子争吵的小故事演示不同的批评方法……那些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的理论，由此变成了可以跟着思考的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1943- ），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以犀利幽默的文风著称。

如今，这部著作迎来全新译本。对于喜欢文学、又想知道怎样才能读得更深入的人，它提供了一个值得重新出发的起点。

译文在保持原著思辨深度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中文表述的流畅度与现代感，力求还原伊格尔顿笔下那标志性的、雄辩而又不失机智的英式文风。

一部影响世界四十余年的经典导论，一次通往现代思想现场的深度阅读。

1.打破我们对文学与理论的陈见

一针见血

文学是什么？我们似乎都知道答案：小说、诗歌、戏剧，那些富于想象、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伊格尔顿偏偏从这个最不成问题的问题下手。他指出，十七世纪英国人所说的“文学”，不仅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也包括培根的随笔、邓恩的布道、班扬的自传，甚至可能包括霍布斯的哲学著作；而今天被我们自然归入文学的小说，在十八世纪还一度被怀疑是否够得上文学的资格。

约1610年，这幅画被认为描绘了威廉·莎士比亚。哪些作家进入经典，本身也经历了历史的选择。

这意味着，“文学”并不是一块等待人们发现的领地。什么作品被称为文学，什么作品进入经典，什么语言被认为高雅，始终受到时代趣味和价值标准的影响。问题不只在于作品是什么，也在于人们怎样对待它。

由此再看“经典”，它绝不仅仅关乎艺术价值。伊格尔顿谈到瑞恰慈进行的一次实验：他隐去诗歌的作者和标题，请学生直接评价作品。结果，一些久负盛名的诗人遭到贬低，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反而受到赞赏。

名家的光环固然影响了判断，但这不是伊格尔顿要说的全部。这些学生即使意见各异，对好诗应该是什么样子，却仍然共享着许多未经说明的期待。他们的阶层、教育和生活环境，早已参与了所谓个人趣味的形成。

对文学的另一种常见赞美是：文学使人高尚，能够超越现实中的分歧，把人带到共同的人性之中。伊格尔顿却把这种听起来无可反驳的说法放回历史：十九世纪英国的宗教影响日渐衰退，文学开始被寄予一种新的教化功能。它被认为能够向社会成员传递共同的情感、道德和文化趣味，使不同阶层在“永恒的人性”中彼此理解。

19世纪英国文学的“创造性想象”，被视为对抗异化劳动的一种力量。

然而，如果文学只劝人超越现实矛盾，却不问矛盾从何而来，它带来的和解也可能只是表面的。伊格尔顿用一种近乎刻薄的幽默概括其中的逻辑：如果不给普通人几本小说，他们或许就要筑起几道街垒。

文学当然能够丰富心灵，但“文学使人高尚”并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真理。我们还必须追问：它传播了谁的价值？要求谁理解谁？它使人看见现实，还是让人暂时忘记现实？

伊格尔顿的怀疑也指向文学理论本身。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无不提供了新的观看方法；可是，一种理论看见了什么，往往也意味着它把什么留在视野之外。细读把我们带回具体的词句，却可能隔断作品与历史的联系；结构主义揭示故事背后的关系模式，也可能把有血有肉的人与处境化成一组抽象符号；强调作者意图，似乎为作品找到了稳定的意义，却仍然无法解决我们如何进入作者内心的问题。

即使是风行一时的新理论，也不能免于他的审视。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伊格尔顿提醒读者，理论也可能成为知识市场上的时髦商品：因为新奇、艰深而获得声望，一种概念风尚又迅速被另一种取代。它原本试图批判现实，最后却可能只是为学者积累“文化资本”。

所以，这本书既反对那种自称没有理论、只是凭常识读书的天真，也警惕把理论视为万能的崇拜。

2.文学爱好者不容错过的一堂理论课

娓娓道来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个谜，那么现代文学理论的分歧，首先在于它们到哪里寻找谜底。

浪漫主义把目光投向作者。作品被看作一个独特心灵的创造，阅读就是穿过文字，抵达作者的情感、经验和想象。

到了现象学那里，问题变得更为精细：外部世界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靠，但事物如何呈现在意识之中，却可以成为研究的起点。文学批评由此试图排除作品的历史背景，把握作者意识中那些纯粹而稳定的结构。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旅人》，约1818年。浪漫主义把作品看作独特心灵的创造，也把个体置于辽阔而神秘的世界面前。

但我们怎样知道作者真正想了什么？解释学由此登场。赫希坚持，作品的意义应当以作者意图为依据，否则解释似乎会失去边界。伊格尔顿请读者做一个小实验：暂时不要说话，只在心里“意指”某种东西，然后看看，这个无声的意义是否真的能够离开语言独立存在。

他又举例说，假如一个人在大风灌进房间时请你关门，等你关上之后却声称自己真正的意思是“开窗”，这份私人意图显然不能随意改变那句话。语言先是一种社会共有的制度，然后才成为个人表达的工具。作品进入语言，也就不可能完全由作者独占。

与此同时，另一条理论道路把注意力从作者转向作品。俄国形式主义者关心的不是作品表达了怎样的心灵，而是它究竟怎样由语言构成。依照这种眼光，《堂吉诃德》与其说在讲堂吉诃德这个人，不如说这个人物承担了串联各种叙事技巧的作用。这样的说法有意颠倒常识，却迫使我们看见：情节如何延宕，语言如何变形，叙述如何让熟悉的世界重新变得陌生。

古斯塔夫·多雷为《堂吉诃德》所作插图，1863年。堂吉诃德被书中纷至沓来的想象包围；在形式主义者眼中，这个人物又是串联叙事技巧的装置。

英美新批评同样强调作品本身，把细读发展成一套有力的方法。语气、节奏、意象和含混，不再只是表达内容的外衣，而成为意义发生的地方。它使文学研究摆脱了有关作家生平的闲谈，却也留下一个问题：一段文字真的可以脱离产生它的历史而得到充分理解吗？

结构主义把这一步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语言中的一个词并非孤立地产生意义，而是因为它不同于别的词，那么故事中的人物与事物，也要放在彼此的关系中理解。伊格尔顿为此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男孩与父亲争吵后离家，掉入深坑；父亲寻找孩子，阳光从高处照亮坑底，两人终于和解。

精神分析者可能从父子冲突中看见俄狄浦斯情结，人文主义者可能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结构主义者却会把故事概括为“低”对“高”的反抗、“高”向“低”的俯就，以及对立双方最终恢复平衡。人物可以替换，地点可以变化，只要这种关系仍在，故事的深层结构便没有改变。理论不再只解释一部作品，而开始寻找使无数作品成为可能的规则和惯例。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结构主义由语言学获得启发：一个词的意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词的差异和关系中形成。

可是，如果每个符号都要通过别的符号获得意义，我们是否真能找到一个终点，使意义从此稳定下来？后结构主义正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一个词要靠与其他词的差异获得意义，而那些词又需要更多词来说明，意义便不断沿着语言向外延伸。作品不再是装着唯一答案的容器；语言也不再是透明的玻璃，让我们毫无阻碍地看到作者或世界。

老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1563年。当语言不再是透明的媒介，意义也呈现出差异、歧义与不断延伸的道路。

这并不等于随便怎样解释都可以，相反，它提醒读者关注意义如何形成，文本内部又存在怎样的冲突、遗漏和不稳定。我们以为语言只是替思想办事，后结构主义却让人看到：有时正是语言把思想带到了作者未曾预料的地方。

此外，接受理论把那个长期处在阴影里的读者请了出来。读者依据生活经验和小说惯例，连接句子、填补空白，把一串文字符号变成了故事。阅读并非接收已经完成的意义，而是不停地预测、回想和修正。读到后面，我们还会用新的发现改写对前文的理解。

最后，精神分析使问题进入更隐秘的领域：作者和读者真的完全了解自己吗？梦会把无法直接表达的愿望加以压缩和置换；口误、遗忘、笑话和莫名的反感，也可能泄露意识没有承认的东西。文学语言同样充满变形、替代、空缺和象征，它所说出的，可能比作者自觉想说的更多；我们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愉悦与不安，也不只是简单的个人趣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1921年。梦、口误、遗忘与笑话，都可能泄露意识尚未承认的东西。

由作者到作品，由作品到语言系统，由语言到读者，再由读者进入并不透明的无意识，伊格尔顿让我们看到：每一种新方法，都从上一种方法没有解决的问题中生长出来；它取得一次突破，也暴露出新的限度。

读这本书，得到的不只是一些学派名称，而是许多重新进入作品的道路。理论没有取代阅读的快乐，而是让这种快乐变得更丰富。

3.从文学和理论中看见时代与历史

发人深省

全书结尾，伊格尔顿提出一个看似足以让此前讨论失去分量的问题：世界上有贫困、战争和核武器，为什么还要花费时间讨论符号、结构和阅读主体？文学理论与这些严峻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无须把政治生硬地拖进文学理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是关于人们怎样组织共同生活，以及这种组织包含怎样的权力关系。文学理论讨论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也必然涉及人是什么、人怎样与他人相处、谁有权规定价值，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判断现在、想象未来。

欧仁·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文学与艺术从不悬浮于历史之外，它们记录时代，也参与人们对现实与未来的想象。

从这个角度回望，全书讨论的理论便显出一条更深的历史线索。文学曾被浪漫主义者看作对抗工业社会的力量：在劳动日益机械化、生活日益破碎的时代，艺术保存着创造、完整和自由的理想。但当艺术被抬到现实生活之上，这种反抗也可能退入个人内心，把改变世界的愿望变成对精神家园的怀念。

当宗教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逐渐失去原有的凝聚力，文学又承担起教化社会、调和阶层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文明危机，则推动文学研究成为大学里的严肃学科。此后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努力使批评摆脱主观随感，获得更严格的方法；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又从语言、性别和主体内部，揭示那些被稳定秩序掩盖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