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南京军区机关外，几个十几岁的孩子穿着明显不合身的军装，排成一列站着。他们神情拘谨，衣服破旧，显然不是来参军立功的。接待他们的人，是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负责人肖永银。
这批孩子的父亲，正是陶勇。
当时的南京，局势紧张。1966年开始的政治风波波及军队，一些人把矛头对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许世友无法正常留在南京，只得暂避无锡，并于1967年1月前后转往大别山一带的军区后方区域。
许世友离开南京，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很清楚，军区一旦失去稳定，后果难以收拾。临行前，他曾与聂凤智、陶勇商量，希望两人同行，但聂凤智和陶勇各有职责，也有各自的现实处境，最终没有一起离开。
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人措手不及。聂凤智遭到冲击，被打伤后下放到广西农场。陶勇则在1967年1月于上海海军招待所去世，相关经过长期存在争议。同年9月，陶勇的妻子朱岚也在迫害中去世。
许世友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悲痛。两位老战友相继倒下，留下的不是一句“照顾好家属”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八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许世友与陶勇同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又在南京军区长期共事，私交深厚。此时许世友本人不便公开出面，便把这件事托给肖永银办理。他通过尤太忠联系肖永银，先问部队是否稳定，随后才说起陶勇孩子的处境。
“永银，陶勇的孩子正在外面流浪，咱们是不是想办法管一管？”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分量极重。那时收留这些孩子，绝不是普通的救济行为。陶勇已经去世，朱岚也不在了，他们的孩子身份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各种帽子。
肖永银没有推辞。他与尤太忠商量后，设法把孩子们从上海送到南京。孩子们抵达时，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衣服松垮地套在身上，脸色憔悴，像是一路都在提防别人。
肖永银逐个看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受苦了，当兵吧，当兵好。”
于是，这些孩子换上军装，被安置在南京装甲兵营房中。军队给了他们吃住，也给了他们一个能够暂时站稳脚跟的地方。
事情很快传开。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老将领家属，也开始把孩子送往南京。肖永银起初并不愿意扩大范围，他明白，收下一个孩子是帮忙，收下一批孩子，就可能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可是，当那些孩子真的站到面前时，拒绝的话很难说出口。有的孩子衣衫破旧，有的长期挨饿，眼神里全是惶恐。肖永银最终还是收留了他们。人数逐渐增加，南京装甲兵营房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年轻人。
外界很快给这件事扣上了“招兵买马”“养私军”的帽子。这个说法既夸张，也极具攻击性。实际上，肖永银并没有组建什么私人武装，他做的主要是收容、保护和安排这些军人子弟，避免他们在混乱中继续受到伤害。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事实本身并不一定能挡住流言。有人准备到南京军区抓人，孩子们听到消息后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拼到底。肖永银马上制止了他们。
“不能打，不能把事情闹大。”
他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孩子们会成为更大的牺牲品。经过考虑，肖永银决定把他们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装甲兵训练基地。那里有部队管理，也更便于保护。
为此，他到作战部门申请船只，却被告知，船只不能用于非军事运输。肖永银当场发了火：“当年渡江时，百万雄师也不是都有轮船，没有船，我照样能过江！”
这不是一句空话。回到营房后，他把情况告诉孩子们，随后连夜设法找来木船，把这批孩子送过长江，转移到装甲兵训练基地。
第二天，前来找人的一方扑了空，随即把事情捅到了中央。周总理办公室很快打电话到南京，询问所谓“养私军”的经过。其他人顾虑重重，肖永银却没有回避，而是把收留陶勇子女、接纳其他军人后代以及转移人员的经过如实说明。
随后，他又写出报告，把情况完整上报。报告送出后，没有传来批准，也没有出现追责，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对肖永银而言，这种没有明确结论的状态，反而更加难熬，因为所有责任仍然压在自己肩上。
直到许世友重新回到岗位，肖永银才找到机会诉苦：“许司令，我真是太难了，这些事都是我顶着。”
许世友听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哈哈大笑：“你顶住就顶住了，也就你能顶得住。”
一句玩笑话背后，是两位老战友对局势的判断，也是对彼此担当的认可。那些孩子后来被安排进部队，命运才没有继续沉下去。至于“养私军”的帽子，始终没有改变这件事最初的性质：一群军人子弟，在特殊年代里得到了一次并不容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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