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广州。丁盛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刚熟悉办公环境，便接到进京通知。谈话没有绕弯子，有关方面提出，希望他回新疆主持地方工作，接替陷入困境的王恩茂。
这不是普通的人事调动。那时的新疆，军区、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都受到冲击，地方派性活动不断，许多干部无法正常履职。谁去接手，既要有军队威望，又要能在复杂局面中维持秩序。
丁盛听完，却没有马上答应。
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自己是军队干部，长期干的是作战和部队工作，对地方行政并不熟悉。连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都觉得难以胜任，再去主持一个大军区和一个自治区，心里没有把握。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推辞，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知之明。那个年代，军队干部调地方，并不只是换个职务名称。新疆面积广大，民族、边防、生产、地方治理交织在一起，任何决定都牵动多个方面。没有实际经验，贸然接手，风险极大。
丁盛与新疆的关系，始于1964年。那一年，他调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同时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兵团承担屯垦戍边和生产建设任务，既有经济生产，也有军事管理色彩。
对一名长期在战场和部队中工作的将领来说，这是一份完全不同的考题。带兵打仗，命令需要迅速统一；而兵团工作涉及农牧业、建设、干部管理和群众关系，许多事情不能靠军令解决。
他曾对身边人感叹，自己“不会搞地方工作”。这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对工作性质的判断。遗憾的是，现实并没有给他留下从容摸索的时间。
1966年后，政治运动迅速波及新疆。自治区、军区和兵团的领导干部相继受到冲击，王恩茂、张仲瀚、裴周玉、丁盛等人都曾被安排离开新疆，到北京接受保护或等待处理。
中央曾通过协调和提出相关办法，试图缓和两派对立。局面短暂平静后，新的冲突又起。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外地局势被进一步牵动，新疆也出现声援和对立活动，原本就紧张的局面再次失控。
王恩茂在新疆工作多年，曾长期担任新疆军区主要领导和自治区主要负责人。自1949年进疆后，他在边疆工作达十八年之久，对新疆的建设和稳定投入很深。然而在当时的政治风暴中，这些经历并没有成为护身符，反而因为职务重要，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王恩茂后来再次到北京，此后没有重新回到新疆主持工作。与他相比，丁盛受到的冲击方式有所不同。造反派试图从出身、经历和作风上寻找突破口，他却没有顺着对方的逻辑自我否定。
据有关回忆，面对质问时，丁盛曾说：“我是工农出身，家里是农民，不是地主。十七岁参加红军，从来没有离开过部队，也没有被俘过。你们要打倒我，总得说出理由。”
这几句话很硬。
有人认为，丁盛之所以被反复揪斗，也与他不愿跟着批判王恩茂有关。他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更不愿为了自保而倒向另一边。在那个特殊环境里，坚持事实本身，往往就会被视为“态度问题”。
丁盛后来离开新疆，转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有人把这次调动解释为个人主动寻找出路，也有人认为是组织根据形势作出的安排。具体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在广州的任职，使他暂时脱离了新疆两派争斗的中心。
到广州不久，他又被提出回新疆主持工作的可能性。有关方面的考虑很清楚：王恩茂无法回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以及自治区主要领导职务都出现空缺，丁盛熟悉军队，又没有被两派普遍视为某一方的代表，似乎具备居中接手的条件。
可丁盛没有把“组织信任”简单等同于“自己能够胜任”。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懂地方工作，担心接下担子后无法处理复杂局面。谈话中，他的意思可以概括为：“让我带部队可以，主持新疆地方工作，我确实不会。”
这次拒绝，在当时并不轻松。干部面对组织安排，通常很少公开说“不行”，更少有人把“不懂”讲得如此直白。但丁盛选择了把困难摆到桌面上，而不是先答应下来，再设法应付。
领导听后没有继续强求，只说：“那就算了，你回广州安心工作。新疆的事，不要再对外说。”
这句话后来被不少人提起。它既说明那次谈话没有形成公开任命，也反映出当时处理敏感人事问题的谨慎。事情没有宣布，外界也就没有正式说法，丁盛继续留在广州军区工作。
此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南京军区主要领导职务。新疆那段经历，则成了他军旅生涯中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不是因为争取而得到的位置，也不是因为失误而离开的岗位，而是在关键时刻承认“不会”，最终没有接下那副超出自身经验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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