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除夕夜。
韩军名将第1师师长白善烨，此刻正在师部准备过年，他是韩国军队的第一位陆军大将，年仅33岁就拿到这个头衔，李承晚曾亲自跟他开玩笑说“搁过去只有国王配当大将”。
前两次战役，韩军西线四个师被打残了三个，只有他的第1师还保持着完整建制。
他有理由自信。
可是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后，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韩国名将，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
白善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所带的部队从来没有被打得这么惨，我的自尊心在这一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感到极度的虚脱，甚至连撤退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白善烨的部队正准备过年之时，临津江北岸的雪地里趴着7500多名志愿军，一动没动，整整18个小时。
零下20多度，对岸峭壁上的韩军哨兵来回踱步，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什么都没发现。
白善烨在师部里等来的第一份坏消息，不是防线被突破，而是他精心挑选的突破口出了问题。
志愿军第116师把主攻方向选在了临津江东段，这段江岸弯向敌方，南岸是十米高的天然峭壁，从军事常识看，进攻方从这里渡江等于把自己送进敌人的交叉火力网。
白善烨的判断没错，按照常规打法，这里确实不该是主攻点，所以他把防御重心放在了西段开阔地带，东段只摆了相对薄弱的兵力。
但他不知道的是，116师的师长汪洋带着团以上指挥员在江边趴了整整十几个小时。
汪洋发现峭壁上有一条宽窄不一的裂沟，可以攀爬。更关键的是，江北岸有几条深约一米五的自然沟，稍加改造就能藏人。
从12月30日夜里开始，7500多人带着70多门炮、500匹骡马，悄无声息地钻进了这些沟里。
白善烨那几天很忙。
南朝鲜央行理事和财务次官亲自到前线慰问，带来了银行职员亲手腌制的泡菜。
他在回忆录里写“对于身心交瘁的士兵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礼物”。
他忙着接待，忙着分发泡菜，忙着准备过年。
他不知道对面150米到300米的雪地里，趴着几千个人，已经一动不动趴了18个小时。
志愿军把总攻时间精确到了分钟，他们连续一周校对日落和敌机活动时间，测出日落是17时03分，敌机飞离是16时40分。
中间这23分钟，是炮火准备的最佳窗口。
16时40分，上百门炮同时开火。
白善烨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在他的认知里，中国军队没有这么多炮。
第三次战役确实是志愿军入朝以来炮兵投入最多的一次，参战火炮106门，发射炮弹4287发，是前两次战役总和的四倍。
炮火持续了多久，白善烨的通信就断了多久。
仅仅11分钟后，志愿军突击连冲上了南岸十米高的峭壁，白善烨精心布置的三道纵深阵地、九公里防线，在这个夜里像纸一样被一层层捅穿。
他把师部的工兵和通信兵都填了进去，左翼第11团还在，右翼两个团“已希望不大”。
他握着电话机，通话结束后连话筒都放不回原处，直接掉在地上，然后他开始重复之前说过的话，像是在自言自语。
美国顾问梅伊中尉看他状态不对，一把把他塞进吉普车带走了。
一个以“跑得快”出名的将领，这次是真的跑不动了。
梅伊把白善烨塞进吉普车时，这位师长已经握不住电话机了。
吉普车沿公路向南疾驰。白善烨后来才知道，志愿军39军116师仅用13个小时就完全打垮了他的第1师，突入纵深15公里。
更让他难堪的是南撤路上的景象，韩军第2师根本没有抵抗就向汉城街头溃逃，与难民混在一起。
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亲自站在公路中央，把吉普车横停拦路，鸣枪示警，但没有一个韩国士兵停下脚步。
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
白善烨的吉普车从这股溃逃的人流中穿过。
一个几小时前还准备“与师部共存亡”的将领，此刻正坐在美军顾问的车上，成为他自己口中“屈辱”的一部分。
他曾是韩军唯一没被打散的那个师的师长，此刻却成了这支溃军的一部分。
第三次战役打完，志愿军以伤亡8500人的代价歼敌1.9万余，敌我伤亡比1比0.43，这是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损失最小的一仗。
白善烨的第1师从此之后再未恢复元气，他本人很快被调离前线，去后方清剿游击队去了，只是志愿军的模样，却成了他一辈子不愿触及的伤痛。
志愿军们从没想过当英雄。
十七八岁的年纪，趴在异国他乡的雪地里，冻得握不住枪，唯一的念头是别暴露，别拖累战友。
炮声响了，冲上去，有人倒下，剩下的人继续跑。
他们不知道这一仗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身后是刚站起来的祖国，对他们来说，那不过是把该打的仗打完，把该守的线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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