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内，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地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他后来谈到理想中的建都方案时，推重武昌、西安和伊犁，却没有把南京视为最适合长期经营全国的中心。
“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讨论一座城，实际谈的却是国家力量的伸展范围。
所谓“本部”，大体指传统汉地；“藩服”则包含蒙疆等边疆区域；至于“谋大洲”，说的不是单纯占据一地，而是让中国拥有影响亚洲局势的能力。三处城市，代表了三种不同尺度的国家布局。
孙中山并非认为首都必须永远固定。他的设想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国力尚弱时，首都要便于控制腹地；力量增强后，应当加强对边疆的经营；等到交通、人口、工业和军事实力都具备条件，政治中心便可以向更遥远的西部推进。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没有在1912年选择武昌。武昌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地，地理位置又居于全国腹心，但当时的武汉并不掌握在孙中山手中。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拥有实际影响力，南京则是南方革命力量较容易组织和控制的地点。
理想归理想，权力格局不会让位于地图上的漂亮方案。孙中山选择南京，正说明他清楚临时政府首先要站稳脚跟，而不是急着实践一套远期蓝图。
有一次，旁人对他的建都构想颇感疑惑：“武昌、西安、伊犁，距离为何越说越远？”孙中山的回答大意是：“国势所至，首都所至。”这并非要立即迁都，而是把首都当成国家发展方向的标志。
在孙中山看来，南京有历史声望，却未必适合统摄全国。金陵背山临江，交通便利，守江则有余，向北控制中原却不够直接。东晋、南朝以及太平天国都曾以南京为中心，但这种地理条件也容易造成南北分裂和偏安局面。
武昌的优势恰好相反。长江横贯东西，汉水连接南北，向北可通襄阳、河南，向西可达四川，向东又能联络江浙。铁路逐渐铺开后，武汉不只是水运枢纽，还可能成为贯通全国的陆路节点。
“九省通衢”并非一句空泛的赞语。对于一个正在谋求统一的国家而言，首都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风景和古迹，而是调兵、运粮、传递政令和连接各区域。武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偏居东南的南京更具想象空间。
可是，武昌解决的是内地整合问题，西安面对的则是西北经营问题。西安地处关中，东出潼关可联中原，西通陇右，北接河套，向西又可连接新疆通道。若国家把目光投向蒙疆和中亚，西安比北京更接近战略纵深。
北京当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控制华北平原，接近东北、渤海和蒙古高原，也是观察东北亚局势的重要门户。孙中山并没有否认北京的重要性，只是在不同目标下，给它安排了不同位置。
他真正关心的，是西北不能长期成为地图上的空白。人口稀少、交通闭塞、产业薄弱，表面看是边疆问题，实质上关系到国土治理和国家安全。没有铁路、移民和产业，边疆再广阔，也很难转化为稳定的国家力量。
《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曾设想修建规模庞大的西北铁路，并通过交通建设带动人口流动。他的思路很直白：富庶地区不能只在彼此之间反复运输，铁路更应伸向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的地方。
这样一来，内地可以输出粮食、机器和日用品，西北则提供矿产、畜牧产品和土地空间。铁路不只运货，也运送人口、技术和行政力量。对孙中山而言，这才是所谓“开发西北”的真正含义。
伊犁因此被赋予特殊地位。它并不是因为城池规模或经济繁荣而适合立即建都，而是因为它位于中国西部交通和地缘联系的重要方向，向西可以沟通中亚，向东则能连接天山南北。把首都设想在伊犁，实际上是在设想一个面向亚洲腹地的中国。
这背后还有孙中山长期坚持的亚洲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只停留在推翻清王朝这一层面，还应当摆脱列强压迫，推动亚洲民族争取独立。伊犁在他的方案中，带有明显的战略象征：国家政治中心不再只面向东部海岸，而是向亚洲内陆展开。
章太炎听到这套说法后，曾概括为“量其步武先后，至伊犁止”。意思是，建都远近要看国力，不能一步跨到终点。武昌是起步，西安是推进，伊犁则是国家力量足以覆盖更大空间之后的目标。
这句话点出了孙中山方案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它不是迁都计划，而是一份国家发展构想。铁路修到哪里，人口进入哪里，行政和经济力量便可能延伸到哪里。首都只是这套体系的中心符号，真正的核心在交通、产业和边疆治理。
孙中山本人也承认，《建国方略》提出的是国家经济的大方针，具体实施仍需经过调查、实验和修改，并非一成不变的成文法。伊犁能否建都，取决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人口分布、国防形势和财政实力，而不是一句豪言便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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